宗馥莉这一次成为了被告，而起诉她的人则是自己的“家里人”。 宗泽后，宗庆后的弟弟，也是宗馥莉的亲叔叔，在和财经无忌独家交流中直言不讳： 宗馥莉胸怀不够大，不够厚道。 目前三名被其律师确认为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馥莉“同父异母弟妹”的人，选择在香港法庭起诉自己的姐姐，要求冻结后者名下汇丰银行账户内的18亿美元资产，并追索父亲留下的21亿美元“信托基金”。 将时间线拉长，这次的起诉或许是三名“弟妹”的反击。宗馥莉此前曾关闭他们及其母亲任职的多家公司，并加快了自己的班底——“娃哈哈系”宏胜集团的扩张步伐。 作为宗家长辈，宗泽后认为： 宗馥莉胸怀不够大，既然你继承了父亲的一切，就没必要赶尽杀绝，他们毕竟也是她父亲遗留下来的，即使父亲没有遗产给他们，她也有义务负责起来，更何况他父亲给他们的遗产，她也想归己所有，不够厚道。也不知她怎么想的，要那么多钱干嘛？天堂又不能使用。上次我在她父亲逝世时就说过：要低调、要做好事。其他人说我这个叔叔背刺她，再这样下去全毁在她手里。 谈起宗馥莉的性格，宗泽后甚至直言，“她从小就很自私，六亲不认。” 乍一看，这似乎是企业内部改革者和守旧派、正统接班人与私生子女争权夺利的狗血故事，但让我们翻开常被忽略的那一页： 迄今为止，持股46%的杭州国资仍是娃哈哈集团的最大股东。 这透露出了一些不寻常的信息：娃哈哈明明是国有企业，为何在大众认知里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宗家家业？ 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杭州国资，为何对眼前的风波无动于衷——此前也鲜有发声。 答案或许是，并非不想，而是不能。 今年2月，杭州国资罕见地对娃哈哈集团的经营进行了干预。 据《经济参考报》（后称《经参》）报道，当时，宗馥莉试图将“娃哈哈”系列共387件商标，从娃哈哈集团转移到其控股的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而杭州国资以大股东的身份，叫停了这项交易。 知情人士透露，这项交易并未经过股东会和董事会等决策程序，也并未跟国有股东沟通，“幸亏被国资方发现及时制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从表面上来看，这些商标无非是从一家“娃哈哈”转移到了另一家“娃哈哈”，为何会引发“不堪设想”的后果？ 事实上，同叫“娃哈哈”，可能是它们20多年来剩下的惟一共通点。 一切要从2000年说起。 当时，娃哈哈顺应潮流完成了国企改制，宗庆后和职工持股会分别获得了29.4%和24.6%的股份，合计持股超过了持股46%的杭州国资。 在取得大多数股份后，娃哈哈管理层随后成立了多家与杭州国资无关的投资平台，在全国各地以“娃哈哈”的名义频频落子，先后投资建设、成立了100多家娃哈哈食品加工工厂、供销公司。 从业绩来看，后来，娃哈哈以一种惊人的增长势头，成为了中国饮品市场上的最具潜力的巨头。2013年营收便达到了783亿，甚至高于2024年700亿。 然而，“娃哈哈系”赚的盆满钵满，摆在杭州国资面前的却是一只空碗。 今年6月的工商登记显示，“娃哈哈系”境内总计有200多家公司，而娃哈哈集团总计投资的只有16家，绝大部分成立于2002年之前，且皆处于非控股状态。 而《经参》发现，2022年，杭州国资占大股东的娃哈哈集团，资产占“娃哈哈系”总资产的15.67%，营业收入仅占2.74%，净利润仅占0.39%。 经过20多年，本来以国资为第一大股东的娃哈哈集团（包括其投资的企业）已经是整个娃哈哈体系内的很小一部分，娃哈哈集团之外存在一个庞大的“娃哈哈帝国”，跟国资无关。 而此次宗馥莉交易商标，正是要将娃哈哈集团手中为数不多的核心资产，转移到“娃哈哈帝国”。 一旦成功，前者便有可能彻底失去制衡后者的手段。 “达娃之争”便是前车之鉴。 在那场被称为改革开放30年来影响最大的一场国际商战的起点，法国达能发现“娃哈哈系”绕过了它与娃哈哈成立的合资公司，获得了大量它认为本应属于合资公司的市场和利润。 虽然这场商战在2009年以达、娃双方“友好和解”并终止合作收尾，但对于宗馥莉，这位从美国学成归来、出任“娃哈哈系”宏胜饮料集团总裁刚刚两年多的年轻人来说，上了宝贵的一课。 达娃之争中娃哈哈一方的代理律师钱卫清，后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随着商战的持续……商标也被裁定为娃哈哈所有……在双方合资近13年中，娃哈哈的控制权、管理权、营销权始终控制在宗庆后手中。娃哈哈逐渐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 杭州国资持有娃哈哈集团46%的股份，仅换来整个娃哈哈体系0.39%的净利润。 这份数据的尴尬之处并不在于少，而在于一些人看来，连这千分之四它也不配拥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声音是： 娃哈哈的商业版图，是宗庆后一手打下来的。 没有人能够否定宗庆后的贡献——某种程度上，他是消费者选出来的“民族企业家”。2024年2月28日那场声势浩大的送别至今仍是中国商业史上最动人的一幕之一。 但与此同时，杭州国资对娃哈哈的贡献，也并非是0。 对于杭州国资的大股东身份的由来，宗庆后自传《万有引力原理》中，有过详细的说明。 娃哈哈成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和如今的商业环境完全不同，从事商业活动仍有被扣上“投机倒把”帽子的风险。 因此，大量民营企业在当时商业规则真空状态下，或主动或被动地戴上“国有”、“集体”的“红帽子”。 “一方面为了好听好看好办事，另一方面是为了安全。”书中作者这样写道。 对于出资情况，自传中提到：娃哈哈前身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的启动资金，全部来自宗庆后及员工代销花粉的预付款和银行贷款，“国家并没有一分钱投资，完全依靠企业自筹资金滚动发展起来”。 不过，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的诞生，相关部门确实提供过帮助。 中国经济网2007年的报道中提到，1987年宗庆后在杭州市计划委员会申请的校办企业，有上城区教育局校办企业办公室提供的10万元贷款、调拨的10万元设备、以及划拨的场地、调配的工人，同时校办工厂享受着多项国家政策上的优惠。 而在后来娃哈哈一路壮大的过程中，杭州国资虽然没有主动注资，但同样以企业发展为先，将宝贵的资金留给了娃哈哈。 据《经参》报道，当年改制时，国有股权转让给了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但国有股东并未获得股权转让款，而是将该股权转让款暂放在娃哈哈集团，由娃哈哈集团支配使用，按照银行基准利率下浮10%的费率支付资金使用费。 分红方面，杭州国资几乎也是分文未取。 1999年至2007年间的国有股分红借给娃哈哈集团使用，该分红借款利息奖励给经营者和职工；2008年至2022年末，娃哈哈集团未与上城区政府签订优惠政策，娃哈哈集团账面不进行利润分配，但每年出具形式上的股东会决议，管理层和职工持股会的分红以“资金往来”名义拿走，国有股东则不分红。 这些钱有多少？ 根据多位持股会员的介绍，改制后，娃哈哈管理层和入股的职工每年分红都不低于每股0.8元，如果按照比例换算，杭州国资每年的分红大约为2亿元，20多年来累计接近50亿。 今天的宗馥莉，正在复制过去的宗庆后。 就像当年宗庆后一手打造了娃哈哈集团之外的娃哈哈帝国，宗馥莉也在尝试以“宏胜系”为载体，将利润腾挪至一个杭州国资以及娃哈哈元老更难触及的地方。 一些迹象表明，她已经取得部分成果。 例如产能，娃哈哈在全国的81个生产基地，有一多半挂在“宏胜系”旗下，其中包括广东河源厂区、郑州基地、拉萨工厂等核心产线，承担了1/3以上的产能。 而前段时间引发热议的“今麦郎代工事件”，恰好揭开了宗馥莉高超利润转移术的一角。 简单来说，只要最终的销售和定价权掌握在宏胜集团手里，无论生产环节由谁完成，利润就能被它稳稳地“截留”。 面对这样一位女强人的崛起，难道在宗庆后时代只能“望着金山敲空碗”的杭州国资，将又一次大方地将收益拱手相让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商标被裁定为娃哈哈所有，是宗庆后赢下“达娃之争”的关键一环。如今，目睹前车之鉴的杭州国资，正以严密的姿态“看守”着手里的核心资产。 除了前文提到今年杭州国资叫停了商标交易。2023年，宗馥莉曾试图依据一份1992年的“历史协议”，将娃哈哈商标直接划归宏胜，同样也被拦下。 杭州国资的动作背后，或许并非全然是利益考量。 以“娃哈哈系”为代表的体外循环式控股安排注定是脆弱的——它高度依赖掌舵者的把控力和平衡术，一旦掌舵者离场，制度真空就会暴露，权力斗争也会全面浮出水面。 但宗馥莉还没有放弃尝试。 今年5月，宏胜集团发布声明，不排除在近期推出全新的自有品牌，并为此次转型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 外界对此解读为“抛开国有股东，进一步‘去娃哈哈化’”。内核依旧是一脉相承的家族企业思想：宁可利润体外流转、结构非主流、运作不稳定，也要把品牌、产线、渠道牢牢握在家族手中。 值得追问的是，当脱离“娃哈哈”这块金字招牌，宏胜集团能有几分把握在如今竞争激烈的饮品市场，建立起全新的品牌心智？ 于娃哈哈而言，结局真的会比与杭州国资精诚合作更好吗？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宗庆后建立娃哈哈帝国的过程，是一个做大蛋糕的过程，天然容易获得各方力量的支持。 而宗馥莉今天的改革，既要小心翼翼地拆除宗庆后遗留在娃哈哈肌理中的定时炸弹，还要在动荡和竞争中建立起新的平衡。 和宗馥莉同龄的人，大多都玩过抽陀螺的游戏。当陀螺开始东倒西歪，本质上是因为它失去了速度。此时便需要顺着它旋转的方向抽一鞭子，补充动能。 宗泽后在和财经无忌交流中，就谈到“娃哈哈现在有三大难题。一是产品老化，二是渠道老化，三是人员老化。这些问题宗馥莉可能也看到了，但她没有很好的对策。” “如果娃哈哈国有股将她（宗馥莉）的股份收购，我倒愿意出场为娃哈哈振兴出一份力。”宗泽后说。 现在，在各种风波中摇摆的娃哈哈到了需要注入动能的时候了。 这记补充动能的鞭子，最终会将旋转的陀螺——娃哈哈商业版图的制权——导向何方？ “谁才是娃哈哈真正的主人”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蕴藏在这一鞭的力道与方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