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宇辉反腐
反腐浪潮，正从互联网行业蔓延至直播电商领域，特别是头部主播的直播间。
“请不要给我们公司任何员工寄任何形式的卡、现金和礼物，如果这种事情一旦被发现会被永久拉黑，不再跟你合作了。”
今年双十一期间，董宇辉再次喊话品牌方：不要送礼。语气颇为严肃。
这并非董宇辉第一次发出警示。自与辉同行成立两年以来，董宇辉已在直播间三令五申。公司成立之初，董宇辉就立下规矩：员工不准收取供应商任何东西。据董宇辉透露，与辉同行的商务人员在入职时，被要求签一份法律合同，一旦违约，轻者罚款，严重者被开除。
即使如此，也难以完全杜绝此类情况。去年8月，董宇辉就在直播间说过，某厂商给公司的商务员工寄了礼物，最后礼物被退回，该品牌方也被拉黑了。
董宇辉的喊话，是震慑，也是警示，更是这个快速发展行业的一个缩影。特别是在双十一等狂欢大促下，头部主播直播间资源有限，品牌方争相抢夺合作机会与黄金曝光位，这种情况下，掌握关键资源岗位的人，便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贪腐也就随之滋生。
作为一家成立不到两年的直播公司尚且如此，更不要说这个行业里的资深头部直播间。在李佳琦、辛巴等年GMV达数百亿的直播间，内部权力与资源水涨船高，重要岗位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行贪腐之事的情况，并不少见。
2023年，美腕一名招商专员利用职务之便，为某公司提供直播排期等帮助，收受109万元好处费；交个朋友的一位副总裁被其妻子控诉职务侵占，牟利达78万元等。
今年7月，广州市白云区市监局披露一起直播电商行业收受贿赂案件。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该案系某美妆企业向辛选一位招商人员行贿38万元。
反腐，不只是大主播们的必修课，更事关电商平台们。《南方周末》在今年618之际报道过这样一个场景：
6月17日，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人民检察院，迎来了10家电商平台的监察部门人员。他们相聚在此，是因为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向他们发放了风险提示函，对618大促的关键岗位和关键活动审核流程，提前梳理出需要关注的管理漏洞。
在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孙鹏看来，那些消费券和补贴很可能是“滋生腐败和诈骗的温床”。
直播电商狂奔十余年，行业体量虽不如互联网行业，但是金钱与流量高度涌动，腐败问题也随之滋生。在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因巨大诱惑而失守。
董宇辉的警惕，不无道理。
作为一分钟创造数万元GMV的头部主播，董宇辉直播间对于品牌方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诱惑往往伴随着乱象的滋生，这也让董宇辉在处理和商家关系时，更为谨慎。
董宇辉就曾在直播间透露过几起公司内部的“贿赂”事件。
一次，有厂商向与辉同行工作人员递上一张价值三四千元的购物卡，工作人员很紧张，因为他要收了，公司就会按照廉洁处理他。后来，这位员工汇报给公司。最终，这位厂商被与辉同行拉黑了。戏剧性的是，对方事后写了一封道歉信，提到，“以前都是这样子”。
“不该是这样”，董宇辉认为。
2024年末，董宇辉在写给供应商的一封信中，再次明确提醒商家：“不要以任何形式与我司员工发生违规经济往来或礼品收受，这涉及职务犯罪，是我们公司红线问题。”
这条红线被董宇辉贯彻到细节上，就连直播间使用的样品，在用完后也常常被退回给商家。
在内部反腐机制上，董宇辉专门设立了一个举报通道，并将其放在与商家合作同等重要的位置。
今年9月，与辉同行官网上线，整个官网页面只有两个入口，一个是商家入驻，一个是廉洁举报。
他甚至在直播间教粉丝如何举报，并且承诺保护举报人信息，“对于举报的人，你的信息只有我们公司的审计能够看到，其他人都看不到，你的信息会非常保密。”
这条通道不仅针对于内部治理，还针对一些外部风险，因为一些品牌方已经因寻求“非正规渠道”的合作而反遭欺诈。
董宇辉透露，过去一年，与辉同行收到很多上当的反馈，甚至地方政府都遭遇了欺骗。有人声称“给我100万，我能把董宇辉叫来”，结果真的有人付款上当，最后钱收了，却不给对方带货。面对这类事件，董宇辉只能无奈建议对方报警。
因此，董宇辉特别强调，“如果有人以我们的名义向您收钱，您就点廉洁举报。”
董宇辉的做法，和前东家东方甄选如出一辙。
2022年7月，东方甄选刚刚走红之际，就发布声明称，任何主动贿赂东方甄选人员或者被动索贿给钱的行为，一旦发现，永久不得再入驻东方甄选。
俞敏洪也曾公开呼吁，希望商家千万不要主动给工作人员好处，如果有工作人员索要好处，请立刻举报。不管是主动行贿还是索贿，只要被发现，商品将永久拉黑。
对“与辉同行”而言，反腐工作刻不容缓。
成立两年，与辉同行员工数增长至700余人。规模快速扩张之际，董宇辉倡导的放权式管理，必然需要相应的管理制度来约束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反腐机制的建立，自然成为完善企业管理制度的一环，也是这家年轻公司迈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与此同时，来自行业中的前车之鉴，也提醒着董宇辉，反腐的紧迫性。
头部主播是电商行业的稀缺资源，这意味着供需失衡，由此，掌握关键资源的人面对蜂拥而至的商家，自然就有了索贿的动机和能力。
2023年11月，李佳琦所属公司美腕，就曾发生一起招商专员的贪腐案件。
一名90后招商专员，在2020年7月至2022年9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利用商务合作谈判、商品选送、合同签订、排期沟通的职务便利，以一位商家的产品未被选上为由，伙同其他人向其提供代理服务，侵占公司费用55万元。
几乎同一时期，他还为另一家公司在商品选送、直播排期上提供帮助，多次收受对方送的好处费共计109万元。
在辛选，一名负责招商的商务专员，在一年多时间里，收取某化妆品公司38.5万元好处费。信用中国（广东广州）官网显示，这名商务专员，将化妆品公司指定的化妆品推荐给公司主播，助其产品获得27场直播服务，实际成交金额达783万余元。
由此可见，手握产品的“生杀大权”的招商专员，作为连接主播和品牌之间的关键环节，若缺乏监督，极易滋生腐败。
事实上，直播电商行业发展十余年，头部主播的贪腐问题并非是近两年的事情。
2021年9月，大主播雪梨背后的公司发布公告，称其一位员工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合作方巨大利益，中饱私囊，给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与名誉损害，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
直播电商，俨然已成为互联网贪腐的重灾区之一。
今年7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职务和经济犯罪检察部检察官助理李博在普法栏目中表示，直播电商平台的运营岗位，如选品专员、招商专员、流量分配岗、活动策划岗、账号管理员等，他们手中掌握的对商品上架、推荐位次、流量曝光度、参与平台活动资格等的决定权或重要影响力，都可能构成刑法上的“职务便利”。
面对这一问题，各大主播团队均也已经着手构建内部监察机制。
美腕在其官网做了廉政公示，声明公司没有选品绿色通道，并欢迎举报，“举报经查实可获一次优先选品权并免除一次直播坑位费”。
此外，据美腕曾发布的声明，公司内部设立有监察部，在获得相关线索后，先由公司启动内部调查，后向公安机关报案。
交个朋友也有相应措施。有接近交个朋友的人士介绍，交个朋友会对员工进行定期廉洁教育；其次，开通举报邮箱，对于查实的举报给与奖励，并严格保护隐私。最后，对内通报查处的反腐典型案例。
面对内部贪腐，MCN行业的普遍做法是建立内部机制，并在官方通报或媒体曝光后予以回应，鲜少有主动披露的。
有着话语权的头部主播们，也几乎在这一问题上集体“失声”。而董宇辉则是打破沉默的人，他是唯一一个主动将问题置于台前的大主播，多次在直播间喊话，并公开向行业潜规则说“不”。某种程度上，董宇辉以“孤勇者”的姿态，成为反腐力度最大的头部主播。
头部主播只是电商生态的一个缩影，如果说大主播是“小平台”，那么当我们把视角放大，身处行业重要位置的电商平台方们，也不能幸免，他们同样面临内部贪腐的挑战。
据研究显示，商业腐败案件的多发领域，已从传统行业逐渐向互联网、人工智能、电商平台等行业蔓延。海淀法院联合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白皮书显示，2020年到2024年，海淀法院共审理非国家工作人员贪腐犯罪案件350件，其中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27件，占比约36%，涉案金额3亿余元。
实际上，自2009年阿里巴巴成立廉政部开始，互联网大厂也开始了反腐行动。京东、抖音、腾讯等大厂陆续向公众通报内部反腐败进展。
譬如京东，曾在2016年双十一之际，公布多起内部腐败事件，涉事部门包括京东商城下3C、服饰家具、消费品以及微信手Q业务部等多个事业部，涉及收受供应商贿赂、索要供应商礼品等违法违规行为，涉及人员最高职位达到总监级别。
2020年6月，市场传出阿里巴巴的内网通报，淘宝直播运营负责人赵阳涉贪腐被处分。网传通报截图显示，其涉及为其关联人士和合作伙伴谋取不正当利益、接受礼品及款项等，故此，“辞退，永不录用”。
今年1月，腾讯发布反舞弊通报，2024年全年，共发现并查处触犯“腾讯高压线”案件百余起，百余人被解聘，其中二十余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今年3月，抖音集团通报称，2024年共有39人涉嫌违法犯罪，被集团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其中，仅2024年下半年存在商业贿赂、职务侵占等舞弊行为的就有14人，涉及电商、生活服务等业务或部门员工。例如其中有电商前员工利用职务便利，为外部商家提供违规帮助，并收受好处费。
今年以来，互联网行业反腐力度持续加大，多家互联网企业通报内部反腐调查结果，涉及多位中高层管理人员。
在国际主流ESG评级体系中，反腐败、反贿赂均是公司治理板块中的重要指标，而贪腐也无疑为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 (PRI) 估计，在全球范围内，腐败可能会使经营成本提高 10%，此外，腐败使发展中国家的采购合同成本增加了25%。此外，腐败问题也会影响到品牌形象、企业形象等。
直播电商体系繁杂，流程交错，在这条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几乎都藏着寻租空间。反腐，不仅是大主播们的必修课，更是行业内所有玩家必须共同面临的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