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万敏 1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称，受理了钱塘征信有限公司（筹）的个人征信业务申请。 目前，国内具有个人征信业务牌照的机构有两家，分别是2018年挂牌成立的百行征信和2021年2月挂牌成立的朴道征信。 钱塘征信的出现，或将为国内个人征信市场注入更多活力。 个人征信边界更明晰 据公示信息，钱塘征信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浙江省杭州市，注册资本人民币十亿元，业务范围为个人征信业务。主要股东包括，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5%，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5%，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持股7%，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5%，浙江电子口岸有限公司、持股6.5%，杭州溪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0%。 拟任职董监高人员名单中包括股东董事陈隆、董占斌、余泉、陈鑫春；独立董事郭田勇、胡少先、章靖忠；监事周升学、赵磊、程芝娟；高级管理人员总裁董占斌、财务负责人孔令仁。 目前，国内持有个人征信业务牌照的机构有两家，分别是2018年挂牌成立的百行征信和2021年2月挂牌成立的朴道征信。 易观高级分析师苏筱芮表示，央行此次受理第三张个人征信牌照，一方面是对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贯彻落实与积极响应，体现出个人征信业务正不断迈向正轨；另一方面，第三张个人征信牌照出现蚂蚁集团的身影则表明市场化机构正稳妥、有序参与到个人征信业务中，对后续征信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及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也能够构成利好。 今年9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将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征信业务管理办法》是《征信业管理条例》的配套制度，与《征信机构管理办法》共同构成征信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在总结近年来征信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遵循规范与发展并重、机构监管与业务监管兼顾的原则，明确信用信息的范围，细化征信业务的合规要求，规定征信机构、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的法律责任，为依法合规开展征信业务提供具体可操作的规范指引。 在此前的数年中，部分互联网公司利用用户的通讯、支付或购买信息，随意的展开用户画像分析，违规收集和使用用户的个人信息，并将此类信息作为服务项目提供给金融机构以获利，形成了个人征信业务的灰色地带。 今年7月，部分平台机构收到央行征信管理局的邮件，要求按照“平台-征信机构-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流程图进一步完善整改方案。平台机构在与金融机构开展引流、助贷、联合贷等业务合作中，不得将个人主动提交的信息、平台内产生的信息或从外部获取的信息以申请信息、身份信息、基础信息、个人画像评分信息等名义直接向金融机构提供，须实现个人信息与金融机构的全面“断直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天认为，组建钱塘征信是落实个人信息“断直连”、推动互联网平台金融业务整改的重要一环。 股权结构多样化增进活力 百行征信有限公司是我国首个市场化的个人征信机构，由芝麻信用、腾讯征信、前海征信、考拉征信、鹏元征信、中诚信征信、中智诚征信、华道征信等8家市场机构与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共同发起组建。 朴道征信的股东则包括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5%；京东数字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25%；北京小米电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持股17.5%；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7.5%；北京聚信优享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5%。 此次公示的钱塘征信股东之一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信息显示，它是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在苏筱芮看来，钱塘征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与此前百行征信、朴道征信呈现出相似的特征，此前，百行征信最大股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而朴道征信的最大股东为北京金控集团，由北京市国资委代表市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国资+市场化机构”的股权组合，既能够稳妥推进个人征信机构准入，也能够提升市场化机构申请和参与的积极性。 近年来，监管部门多次提出鼓励征信机构依法应用新技术创新征信业务，以提升服务能力。此前，政府已明确将数据列为与劳动、资本、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数据确权是数据市场化配置及报酬定价的基础性问题。征信业属于金融业范畴，而金融业作为数据密集型行业，更需要加强对数据、对信息的防护，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作为股东加入持牌个人征信公司，也有助于持牌个人征信公司自身科技能力的提升，提升征信市场有效供给水平。 另一方面，金天认为，过去，监管机构曾尝试组建百行征信，但由于多家互联网平台机构同时参与，每家机构共享信息的顾虑多、动力弱，机构间的互联互通效果长期不尽人意。从去年成立朴道征信开始，监管更多鼓励互联网平台机构自行组合成立征信机构，在满足合规要求前提下更多兼顾各自合理的商业利益。 近一年来，以《数据安全法》为代表，涉及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陆续发布，在个人隐私数据保护方面的政策体系也逐步完善，尤其在涉及个人数据信息交易和使用方面的风险管控成为政策与市场机构关注的重点，苏筱芮认为，市场机构稳妥有序加入持牌征信行列，既有助于数据治理与数据规范，也能够为后续数据确权乃至推动完善数据流转和价格形成机制打下坚实基础。 互联网平台整改提速 此次钱塘征信的拟任职高管中，余泉的名字也出现在此前蚂蚁集团提交的IPO文件中，“余泉女士自2020年1月至今担任蚂蚁集团监事。余泉女士自2016年1月加入蚂蚁集团，担任资深总监。在加入蚂蚁集团之前，余泉女士于2002年6月至2016年1月担任美国第一资本银行的资深总监。” 最近一个月中，蚂蚁集团的金融业务整改提速，旗下两款主力消费金融产品“借呗”和“花呗”先后启动了品牌隔离工作。“借呗”将由蚂蚁消费金融公司提供，并成为蚂蚁消费金融公司的专属品牌；由银行等金融机构独立提供的信贷服务则会在“信用贷”页面展示。“花呗”将成为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专属消费信贷品牌，并且专注于中小额消费贷款。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全额出资的消费信贷，将更新为“信用购”类型的服务。 承接借呗和花呗的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消金”）于今年6月获批开业，注册资本金80亿元，是目前国内注册资本金最大的消费金融公司，从资金维度厘清了蚂蚁自营与助贷业务的关系。 而有望以入股方式获得个人征信牌照，或将是推动蚂蚁在个人数据维度向业务合规靠近的更重要一步。 此前，蚂蚁曾寄望于旗下的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获得个人征信牌照展业，但最终，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仅作为百行征信的股东参与其中。此次蚂蚁集团成为钱塘征信的股东，芝麻信用何去何从，还有待观察。 10月19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在针对14家互联网平台的整改中，金融管理部门先后提出上千个问题，大部分已得到积极响应，一半左右已经落地，今年年底前将取得更显著的实质进展。

制图：肖利亚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姜鑫 梁冀 “有一家公司独董首届任职即将到期了，可能不会继续担任了。” 作为一名会计专业教授，李健在独立董事（以下简称“独董”）职位上已经拥有十多年履职经验，也在思忖自己下一步的打算。 在他犹豫之际，Wind数据显示，11月12日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案一审宣判以来，短短两周时间已有30多家上市公司独董辞职，甚至开山股份独董辞职遭到了控股股东的谴责。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健道出了上述难题的症结，“说‘风声鹤唳’有些过了，但就康美案的结果来说，独董的责任的确被无限放大了，权责不对等。” 独董们有苦难言的另一面则是，有投资者为康美独董数以亿计的连带赔偿拍手叫好。 一时间，在中国资本市场借鉴推行20年之久，在公司治理以及中小投资者保护上被寄予厚望的独立董事制度再次引发持续的争议和争论。 “独董制度二十年来没有任何进步，大部分独董是上市公司大股东安排的福利‘关系户’，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有市场人士颇显哀其不争。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讨论，在此之前，独立董事陷入“不独立”“不懂事”“花瓶”的指摘争议怪圈，但在新证券法实施后，特别是证券集体诉讼第一案一审落锤，市场人士认为有理由去疴除弊，在注册制改革正推向全市场之际，需要重新审视正值二十岁的独董制度。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黄生看来，康美案是一个契机，促使大家重新关注独董制度，现在是时候探讨独董制度设计的迭代了。 退意 “有一个公司找到我介绍教授去做独董，问了下周围的同事，现在都不愿意做，或者说不敢做了。”李健说。 面对变化，更多的独董直接做出了选择。 11月26日，智能自控（002877.SZ）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11月24日收到独立董事翟胜宝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其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以及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自康美宣判后，类似的辞职公告纷至沓来。据记者统计，自11月来，已经有40家公司发布了独董辞职公告。而康美案一审判决后，收到独董辞呈的公司已经有了30多家。 此刻，上市公司收到的辞职信仍在继续，仅在11月24日，就有4家公司宣布了独董离职的消息。 独董的离开甚至引起了上市公司大股东的不满。 11月22日，开山股份（300257.SZ）控股股东在其官方微信中发布了一则声明称，11月18日，开山股份独立董事史习民在“康美药业”事件一审判决公布后，以个人原因向公司提交辞去独立董事职务的报告后，给公司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给投资者带来了损失。据媒体报道，公司董事长曹克坚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上述声明，并配文称：无辜中箭，受伤很深，是可忍孰不可忍！ 记者发现，在公司发布独董辞职公告后，开山股份在六个交易日内四日收跌，累计跌幅6.75%。 2021年11月12日，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案一审宣判，被告康美药业需要承担24.59亿的赔偿责任，除实控人及主要参与造假者承担全额连带责任外，其他十三名签字的董监高分别在5-20%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十三名签字董监高中就包括公司5位原独立董事——江镇平、李定安、张弘3人在因康美药业2016、2017年年报和2018年半年报签字，被判承担10%的连带赔偿责任。郭崇慧、张平则因只在康美药业2018年半年报中签字，被判承担5%的连带赔偿责任。在此基础上计算，独董连带赔偿责任少则1.23亿元，多则2.46亿元。 对于近乎月薪1万左右的独董们来说，这个结果有些出乎意料，引起轩然大波。 于是，独董们选择了离开。“的确存在风险，可能昨日还是谈笑风生的独董教授，明日就成了出行不得自由的‘老赖’”，一位不愿具名并担任独董的法学教授对经济观察报记者感慨道，“正如大家所讨论的那样，权责明显不对等，尽管案件尚没有最终执行结果，但就目前情况来看，释放的信号让不少人感受到了风险，担忧之下带来的辞职选择也可以理解。” 投资者却是另外一种看法。“独立董事一般都为有财务背景的专业人员，制度的设立也是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尽管不参与经营，也要对自己的职责负责，你可以反对、可以辞职，但不能签了字不负责任。”一位有多年投资经验的投资者这样看待康美案判罚。 康美案代理律师秦政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追首恶”是投服中心支持诉讼一贯的诉讼原则，我们在起诉时也是要求实控人等责任人首先承担赔偿责任，但比较遗憾的是判决最终没有突破现有的司法解释。 交锋 独董制度在最初引入中国资本市场时承载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维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使命。 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独董制度指导意见），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中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开启了在中国境内上市公司中正式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大幕。 但在这之前，市场上已经有关于外部董事的尝试：1988年内地公司曾按香港联交所要求率先设立独立董事，1999年，并为此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再度明确要求非执行董事占董事会1/2以上。 “在英美国家，提高独立董事比例，设立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等，是公司出于融资需要和管理需要，为了在其单层董事会中引进德国等双层董事会的内部制衡机制和提高董事会的战略领导能力，而先自发行为，后逐步推广开来的，”提及中国独董制度的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仲继银表示，中国引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一个重要初衷是期望通过独立董事来保护中小股东。 “制度设计上对独立董事赋予了过高的责任和希望，期望英美公司治理系统中一种具体的锦上添花的做法到中国上市公司来雪中送炭。”仲继银说。 在独董制度落地三年后，A股市场便上演了首例独董聘请中介机构介入公司审计事件，随后引发了市场对独董制度的大讨论。 故事的主角是国有企业乐山电力。2004年2月12日，乐山电力要求三位独立董事在2月20日之前出具公司年报中的独立董事意见，而当时并没有给提供任何经过审计的材料。独董拒绝样出具意见，并在12日当天邀请中介公司进入公司进行专项审计。中介机构到达乐山后遭到公司管理层的抵制，至此双方陷入了僵局。最后有关部门介入调查，两位独董也离开了公司。 同年6月，伊利股份上演了罢免独董事件，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通过了罢免独董的决议。被罢免的独董在北京召集数家媒体，公开发表声明，表明自己的愤怒。 独董在公司治理上初露锋芒引争议的时候，在独董制度演进上，2004年12月，证监会出台《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进一步要求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 2006年1月1日，新修订的《公司法》正式生效，其第一百二十三条明确规定：“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是第一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独立董事的法律地位。 随后，据媒体报道，证监会起草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条例》（下称“《独董条例》”），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就此草稿向业内专家征求意见。草稿涵盖资格和任免、职权和义务、工作制度、监督管理及附则等内容。彼时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曾在独董培训班上表示，证监会正在起草《独董条例》，通过制度安排来保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知情权。但至今，上述条例仍未见出台。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10月中组部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意见》，启动清理“官员独董”工作。这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独董离职潮，统计数据显示，文件发布先后，有上百位独董先后辞职甚至包括数十位前省部级领导。 就在官员独董纷纷请辞的第二年，上市公司协会发布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对独立董事的任职时间和数量做出限制。 2015年，引发独董制度大讨论的另一标志性事件上演——宝万之争。2016年6月，万科召开董事会审议购买深圳地铁集团资产的重组预案，董事会的决议过程，因为公司独立董事华生系列文章《我为什么不支持大股东意见》让万科管理层与华润间的矛盾公之于众，也让独董在上市公司治理和公司决策中的关键位置得以凸显——独立董事走到前台，成为董事会中管理层与大股东对决的关键因子。 在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主任缪因知看来，独董制度的最基本特点是由外部专家、社会贤达来兼职，而不是全身心投入；其意义在于刻意在董事会中引入具有不同眼光、不同立场的人，在董事会内部得以反对一些明显的不当行为，对公司控制人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这种监督作用是有限的，对君子比对小人更有效。毕竟，在中国《公司法》框架下，股东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决议无条件、无理由地罢免独董。”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如万科等公司上演的“冲突交锋”并不多见。有学者曾给出这样一组数据：从我国2001年开始试行独董制度以来，截至2021年11月24日，独董一共进行了77480次董事投票表决，同意的表决是77317次，弃权30次，反对36次，其他97次，独董投票同意的比例是99.79%。 病状 不过，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推行，与之相配套的新《证券法》于2020年实施，提高了违法违规成本，上市公司董监高面临着更为严格的要求和更多的责任，也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独董离职潮。经济观察报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3月份之后，上市公司披露独董辞职公告家数明显上升，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数量为479家，而上一年同一时段发布公告的公司数量仅为358家。 谈及独立董事制度的发展，宝万之争中的关键人物华生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情况下，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经营治理中基本不发挥作用，甚至可以看作是为社会知名人士提供的一种福利。过往，独立董事作为“花瓶”，受到部分专业人士青睐，如今“康美案”判决结果出炉后，“收益有限、风险无限”的现状也促成了独董的辞职选择。 “参加过不少公司的股东大会，但很少见到独立董事发言，大多数独董的作用就是在表决时赞成签字，”一位具有多年投资经验的投资者表示，“有的公司在开会时对独立董事车接车送，但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独立董事缺席。” 不过在李健看来，部分学者以独董投反对票来验证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有失偏颇。“实际操作中并不是这样，我十余年生涯中仅投过一次反对票，但有些时候大股东在沟通时，觉得不合适，最后议案就作废了，我经历过不少议案作废的情况，其实和反对票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大家都爱面子，很多时候都不会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中体现出来，这也说明独董是发挥了作用的。”“有总比没有好。”在黄生看来，独立董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把关作用，就好比一把锁不一定能防住小偷，但由于它的震慑与存在，撬锁就成了违法行为。如果没有监督机制，企业治理中与决策环节可能有人会更加肆无忌惮。 黄生认为，除了监督作用外，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优秀的独董还可以起到顾问的作用，当然这取决于公司发挥独董作用的意愿，及对如何更好地发挥他们专长的考量。他认为，也不应该只强调独董的监督作用，学术上对美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独董在代理人问题可能更严重的价值型企业（公司业务成长性不高、但自由现金流充裕）中的监督作用很明显，而业务正在经历高成长的企业对独董发挥顾问作用的需求及其实际效果则更突出。结合中国经济整体向上以及大量上市公司高成长性的特点，也应该思考在独董聘任和发挥独董作用过程中如何利用他们的专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顾问作用。目前，独董群体的构成主要有学者、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从业者以及企业高级管理者、行业专家等。这些成员大都能在公司治理和发展中给出专业建议。“声誉犹如鸟的羽毛，就我个人来说，还是在工作中尽职值守的，但就是认真尽责也不能保证一定能看出公司存在问题，”李健在谈及从业经历时对记者表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尽量到场参加董事会，监管要求要做到尽忠职守但怎么样才是尽忠职守并不好界定。 尽管经验丰富，李健坦言自己也有压力。“独立董事获取信息是不方便甚至说和大股东之间存在博弈的，我看到的信息取决于管理层提供了怎样的信息，为了让议案通过，报喜不报忧的情况大有存在，获取信息的真实性大打折扣，而平时又不参与公司管理，很难对自己所获的信息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 李健表示，目前，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是大股东或管理层通过私人关系选聘的，有些独立董事除自身义务外，还被期望能为公司背书、介绍资源以及提高声誉，这也会使得独立监督、客观建议的制度期待受到影响。此外，最终能在董事会上发挥怎样的作用还与公司以及大股东的风格有关。整体来看，国有企业在合规上会更加谨慎，民营企业则有所分化。由于目前大部分公司股权并未足够分散，大股东的风格和做派也会影响到独董作用的发挥。“例如，有的企业老板会在董事会前后就公司战略和独董沟通，以寻求合理的建议，也有的人会认为给独董开了津贴就需要老实投暂停票”。 华生认为，独立董事在客观上不具备实际参与公司治理的条件。例如，出于对内容保密和信披合规的考虑，上市公司管理层多在董事会召开前几天甚至当天才将提案内容公布给独董，后者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出专业判断。此外，即便有充足的时间，独立董事在异地兼职的情况下，也不具备实地考察所需人员、经费等条件。 在黄生看来，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也制约着独董作用的发挥。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津贴数额与上市公司业绩不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如果公司不是特别知名，提供的薪酬也不高，在此基础上能请到的独立董事其能力也就参差不齐。独董深入公司业务的动力也不足。当下薪酬低、职责广、责任大的现状，难以完全调动独立董事的积极性。 据记者统计发现，目前上证A股、深证A股、创业板、科创板上市公司现任独立董事任职人数近 20000人（次）。如此庞大的规模，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薪酬范围按照数量来看，80%左右的数量薪酬低于10万元。 开方 “中国希望通过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加强中小股东保护，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是，在缺乏股权分散和充分的资本市场竞争、大股东实际控制公司的情况下，独立董事们保护中小股东的动力和能力在哪？”在仲继银看来，寄望于没有关联及利益关系的独立董事，来改进公司治理、保护中小股东，犹如指望超人来拯救世界。 在仲继银看来，任何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都要得到人们的充分理解并和有关方面匹配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增加独立董事对于改进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质量肯定有积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提高整个董事会的质量。 缪因知认为，我国独董的实践已经基本达到了制度容量的设计值，只不过这个制度容量的设计值本来也不高。独董制度本来就做不到防范公司出现虚假陈述。上市公司治理的最有效机制源于市场竞争。最好的是外部竞争的压力，包括敌意收购、证券卖空机制等。其次是内部竞争机制，包括赋予小股东提案和召集股东大会的权利、向其他股东征集投票权等。 不能把公司治理问题系于独立董事一身。黄生也谈到了外部治理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独立董事制度是公司内部治理的重要一环，但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治理水平，外部治理机制同样重要。除建立完善的卖空机制和做空市场外，外部股东（特别是机构）通过公开发声或与管理层沟通，积极行使股东权利、维护自己股东权益的“股东积极主义”实践，乃至通过非友好收购争夺公司控制权这样的“野蛮人敲门”等，都能对公司行为形成制约和产生震慑作用，尽管实践中这些在A股市场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另外，新《证券法》落地推出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亦是一种有效的外部治理手段。康美案就起到了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但未来也需要注意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垄断问题，也就是应有更广泛的市场主体发起集体诉讼的问题。 回到康美案本身，据案件另一代理律师朱夏嬅介绍，目前，康美药业已在破产重整阶段，其偿债能力需待债权人会议表决后方能明确，而各自然人被告也明确表示其无能力承担巨大的经济赔偿责任，所以如何妥善解决赔付问题将成为各方的重点工作。 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主任、首席合伙人许峰分析，考虑该案是投服中心统一处理，对独董而言，可能在第一阶段更多是震慑意义，不排除先统一清偿债权，然后进入第二阶段，向被法院判决有责任的独董追偿一定比例的赔偿款。 缪因知考虑的是，要求董监高不分职位、不分专业背景地一律连带对所有披露文件的每字每句负责，负很重的责，是一种粗放的思路。实际上，这不仅可能导致独立董事的逆向淘汰，对公司内部董监高的任职积极性也存在压抑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则认为，经康美案影响，部分独立董事或许发现自己缺乏履职的能力和条件，且本案独立董事承担的民事责任远高于收益，辞职现象一定程度反映出独董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在觉醒。该案也反映出独立董事的制度设计存在问题。各方应当借康美案这一契机反思，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的独董制度应向何处去。 2001年8月证监会发布独董制度指导意见以来，A股市场已经经历了从审批制到核准制再到注册制改革的开疆拓土，上市公司体量也由1100多家增至如今的4500多家。伴随着注册制的推行和新《证券法》的实施，上市公司大股东、高管、保荐及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的权利与更加细化和压实，而独立董事制度框架仍然停留在20年前的指导意见。20年间，独立董事履责屡遭诟病，但并未因数个争议事件而有独立董事承担更多责任。如今，康美案的一审判决，犹如一声惊雷，让独立董事们惊于判罚之力度，但也模糊于自身权责的界定。 如何平衡李健们关于权责不对等的担忧？为了让独立董事制度更大程度的发挥作用而不是陷入独董任职劣币驱逐良币的境地，加大民事责任的同时又该如何摆正独董的位置？ 李健有自己的思考：目前的监管办法对于独董的履职和权责界定还较为宽泛，是否可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另外在独董管理上能否有人牵头制定统一的薪酬标准来改善激励机制。 对标发达国家市场，独立董事制度有着完善的管理体系，在我国的制度尝试上也有不少空间。另一位独董提出，可否由相关协会设立独董评估机制，出现特殊问题时，上市公司可以从实质重于形式的角度自查并重新评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对独立董事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考核和评估。 面对独董难“独”，黄生建议，建立独董高端人才流通市场，完善激励机制，提升独立董事整体质量。“在美国，担任知名公司的独董是一种名誉，我们改革也可以借鉴，让一部分公司能请到特别有名的独董，这样独董也会根据公司做出选择，这就形成了独董劳动力市场，也是一个高级的人力资本市场。” 独立董事制度是否必须？刘俊海建议，可让上市公司自主确定治理机构，独董制度和监事会可以不共存，保留其一即可，由股东大会确定。如果选择保留独董制度，就要做到：一是独董职位专职化，避免一人兼职多家的情况；二是薪酬公平化、合理化，和其他董事看齐，这样独董才有有动力和压力；三是给独董上“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降低其履职风险。 的确，康美案后，董监高责任险成为了市场关注的另一要点，不仅仅独董，直接从事公司经营的董监高同样需要履职风险保障。一位曾经担任多家公司董秘的市场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目前自己没有享受过董监高责任险的保障，但会积极促进公司来落实这件事情。 而随着新《证券法》的实施，以及对违法违规行为惩罚力度的增加，董监高责任险已经呈现出了保费上升的态势。正如达信中国财务及专业责任风险部负责人曲婉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我国新《证券法》出台后，A股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所面临的诉讼及财务风险已急速上升。在保费上涨的环境下，可通过购买更合理的限额来优化费率。在董责的保单里，独立董事也是被保险的个人，跟一般董事没有区别。 无论如何，保险更像一种保护机制，真正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还需自内因“治起”。 （应受访者要求，李健为化名，本报记者蔡越坤对本文亦有贡献）

11月26日，数字货币、移动支付板块午前迅速拉升，截至收盘，拉卡拉、新国都、创识科技涨超15%，御银股份、海联金汇、楚天龙涨停。据业内分析，这是受到数字人民币试点快速推进，以及媒体有关“明年3月1日起支付宝、微信个人支付码禁止商用”报道影响。 消息面上，11月26日发布的《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支持金融科技创新发展，加快推进法定数字货币试点，做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实施工作，支持大型银行等依法设立数字人民币运营实体，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参与直销银行试点，探索建设数字资产交易场所。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0月22日，我国累计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1.4亿个，企业钱包1000万个，累计交易笔数1.5亿笔，交易额接近620亿元。当前无论是政府、公共事业类支付项目以及日常消费商业场景，还是数字人民币个人钱包的数量，数字人民币的推广正在全面提速。 消息发布后，数字货币概念板块崛起，整体涨幅达5.38%，位居前列；全天最高涨幅曾达7.9%，新国都、拉卡拉、创识科技等涨幅超15%。 另外，一则关于“2022年3月1日起个人收款码禁用于经营性服务”及“禁止个人静态收款条码被用于远程非面对面收款”的消息在网路上疯传。该消息源于之前央行发布的条码支付监管新规。 2021年10月13日，央行官网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21〕259号）》（以下简称“通知”），从支付受理终端业务管理、特约商户管理、收单业务监测三个方面入手，对收单机构和清算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要求。与此同时，条码支付也被纳入监管，对个人收款条码的使用规范做出具体规定，并将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通知要求，对于个人或特约商户等收款人生成的，用于付款人识读并发起支付指令的收款条码，应有效区分个人和特约商户使用收款条码的场景和用途，防范收款条码被出租、出借、出售或用于违法违规活动。对于具有明显经营活动特征的个人，条码支付收款服务机构不得通过个人收款条码为其提供经营活动相关收款服务。 国泰君安策略指出，一般小商户会使用个人二维码进行经营资金收付，该类静态二维码不支持信用卡绑定支付，央行的条码支付监管通知规定，2022年3月1日起，小商户不能再使用类似静态二维码。现有小商户将有两种转换途径：第一种是使用带支付功能的商户二维码，利好有第三方支付牌照的支付机构；第二种是使用数字人民币钱包作为交易工具，利好数字人民币的推广。 随着数字人民币的大范围推广以及央行关于条码支付监管政策的实施，相关头部支付机构、银行IT、以及底层系统开发等核心产业链上的公司将迎来加速发展的契机，有望迎来价值重估和进一步爆发。

2021年11月25日，由经济观察报、经观传媒共同举办的2021第七届金融年会在云端上线。本次论坛围绕“新发展、新秩序”这一主题，邀请了政策研究者、经济学家以及企业家进行讨论分享，共同把脉中国经济走向，探寻全新发展路径。 在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稳步向前，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金融行业在支持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还担当着持续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长等多方面的重任。 回首2021年，金融行业在支持小微企业、让利实体经济、支持居民消费需求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多种类型金融机构都在不同程度的运用金融科技手段丰富服务渠道、完善产品供给、降低服务成本、优化融资服务，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使金融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地惠及百姓民生，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于此同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形态和方式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发生了线上化、数字化的深刻变化，金融机构的管理与业务开展方式，也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普惠涉农信贷、供应链小微金融、绿色减排等领域展示出新的动态与活力。 中国已经确定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宏观货币政策与微观金融活动与这一目标之间的关系面临重构，金融机构还需要在新的机遇中找准自身的发展定位，用更专业的眼光审视业务与环境、商业与社会责任的多重平衡。 伴随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新时代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议题，金融行业在2020年围绕财富管理作出了丰富多样的创新尝试，为促进居民财产安全反诈、理财知识水平提升、财富保值增值等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另一方面，金融创新不应也不能脱离实体经济。银行保险等传统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的当下，如何正确理解和实现金融业务、数据、科技系统之间的有机融合，仍然是一个值得更多讨论的议题。 本次金融年会以鼓励金融行业创新发展为着眼点，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基本原则，我们筛选出了多家在本年度的经营中为经济、环境、社会三个维度持续创造价值、贡献能量的金融机构，名单如下： 未来，经济观察报、经观传媒将一如既往的关注与支持优秀的金融机构，也期待着更多机构携手描绘出更美好的金融蓝图。金融活水长流，发展信念永驻。

经济观察网 胡群/文 “用户使用手机银行、网上银行仍以低频为主，微信端高频使用率明显高出”。11月25日，由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发布的《2021中国数字金融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手机银行的频次变化来看，2021年手机银行使用频次增加的用户同比下降显著，使用频次和去年基本一致的用户较去年增加了18%，手机银行的使用频次增长放缓。未来3-5年网上银行或将仅作为线上渠道的一个补充，逐渐淡出个人用户视野。 来源：《2021中国数字金融调查报告》 自2013年招商银行宣布升级微信平台，推出全新概念的首家“微信银行”以来，8年时间内微信端金融服务在电子银行各渠道使用率中占比过半。但用户对微信小程序持观望状态，2017年第一批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以来，目前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 为何失去吸引力？ 《报告》认为，用户使用手机银行频次增加的原因相对较为平均，其中受疫情影响、操作体验更好和登录简单位于第一梯队，占比分别为36%、34%和33%，其余原因占比基本保持在20%左右。在手机银行使用频次减少的原因中，第三方支付平台分流占比高达86%，而资金变动频率减少和优惠活动不丰富则分别占比36%和18%。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认为，随着银联云闪付APP的功能越来越完善，系统运行也越来越流畅，很多用户在支付、还信用卡等场景倾向于使用云闪付，而支付宝、微信支付在移动支付领域中仍占据绝对优势。 虽然手机银行使用频率在降低，仍连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报告》显示，随着手机银行普及率的提高，国内手机银行用户数量快速增长，从2014年的6.7亿户增长到了2019年的20.9亿户。从2015年开始，手机银行连续六年增长率保持两位数，日益成为金融科技前端主要输出产品及数字化转型的主抓手。 一部手机=一个银行？作为银行倾力打造的手机银行为何难以赢得用户青睐，渐渐成为一款款低频APP? 调研数据显示，50.7%的用户在办理完业务之后选择直接退出手机银行，手机银行仅作为办理业务的便捷渠道，多数用户是在有需求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手机银行，暂未养成长期依赖的使用习惯。转账汇款和账户查询是用户常使用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办理的业务，位于第一梯队;生活缴费位于第二梯队;投资理财和网络支付为第三梯队。微信银行/微信小程序略有差异，账户查询、生活缴费位于第一梯队;转账汇款和网络支付为第二梯队。 《报告》在调研中发现，目前用户认为手机银行使用存在诸多不便，如活动推送频繁、无针对性（36.8%），操作卡顿繁琐（35.9%），注册、登陆流程繁琐（32.3%）等。 如何提高黏性？ 随着互联网科技水平的提高，手机银行的性能、安全和功能已经逐渐完善；但用户运营和用户体验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良好的交互体验和可持续的运营体系是保障手机银行生命力和活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全国性银行需进一步优化手机银行的用户体验，并从拉新、留存、促活、转化等方面做好线上运营。 “手机银行之争渐成焦点，各银行硬核招数频出，加速APP迭代创新”。《报告》认为，对用户而言，办事效率较高、办理流程简单、交易信息安全是使用手机银行的主要原因，但功能实用性不强、交互体验不佳等是主要槽点，手机银行APP功能与操作体验需要优先改进。当前，手机银行的金融属性逐渐弱化，取而代之将是“场景+社交”属性，即以基础金融服务为支撑，以手机APP为载体，高频生活场景为驱动，重塑手机银行新业态。 如何打造高频生活场景？招商银行、平安银行等银行已先行一步。 招商银行APP持续深耕金融场景与泛金融场景，全面升级用户体验，不断提升数字化中台能力。围绕大财富管理，建设开放的财富产品体系，升级“人+数字化”服务模式，推出财富开放平台赋能合作伙伴，以金融科技驱动构建财富新生态。掌上生活APP持续聚焦产品升级，强化用户与场景的连接。截至6月末，招商银行APP累计用户数1.58亿户，掌上生活 APP累计用户数1.17亿户。 平安银行通过与场景方平台合作，构建开放银行生态，实现“共同经营、共建生态、共助实体”，通过全面的场景化经营，让客户服务变得“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微不至”。2021年6月末，平安口袋银行APP注册用户数12,360.64万户，较上年末增长 9.2%，其中月活跃用户数(MAU)4,037.61万户，较一季度末增长 6.1%。 11月19日，广发银行发布手机银行7.0和云店2.0年度版本，把年度版本发布从手机银行扩充到了云店。 “手机银行的意义在于连接客户和银行，实现‘一个手机，一个银行’，是承载线上服务经营的主阵地；云店的意义在于连接客户和一线人员，实现‘一个员工，一个银行’，是承载一线人员服务经营线上化的新阵地。”11月25日，广发银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关铁军在由中国金融认证中心联合百余家成员银行举办的“2021银行数字动能与金融创新峰会暨第十七届宣传年年度盛典”上表示，银行把一线经营搬到线上，实现线上化连接，扩展连接幅面，是经营模式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其核心价值包括激活一线潜能、赋能经营和管理以及优化资源配置。 截至10月底，广发银行手机银行产品销售金额在全渠道占比为82%，手机银行客户AUM在零售客户占比为80%；云店累计开店数突破1万家，云店累计交易金额（财富类）突破1000亿元。 大中型银行已进入数智化阶段 中国农业银行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罗爱华指出，农行业务线上化迁移基本完成，零售线上分流率已超97%。未来，农行会逐步向“MAU+AUM”双轮驱动、向流量要价值新阶段转型。同时罗爱华谈到，平台建设是线上经营的第一步，重点是从用户需求出发，持续推进用户视角下的功能整合与服务创新。 近年银行数字化转型加快，金融科技已经成为众多银行的战略发展重点，纷纷加大了在金融科技上的投入。2018年、2019年和2020年银行业的金融科技总投入分别同比增长13%、22.8%和20%。由中国银行业协会指导、《中国银行业》杂志社组织编撰、浙商银行支持的《中国上市银行分析报告2021》显示，2020年末，大中型银行信息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平均比重为3.19%，科技研发人员平均占比5.60%。 “数字化转型是银行通过创新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式，数字化转型成效好坏成为未来银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当前，银行业数字化进程整体步入新阶段，银行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数字化转型步伐较快的银行业绩提速明显快于其他银行。”上述报告称，未来上市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不再仅仅局限于在科技层面的投入，更多的上市银行将推动数字化转型全方位的变革。 “大行下沉争夺区域内优质客群，区域性银行亟需错位竞争。大型商业银行自2017年以来响应‘服务重心下沉’的政策号召，其普惠性小微贷款余额增速迅猛，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挤压效应明显。”毕马威和腾讯云深度调研了包括城商银、农信联社及农商行的46家区域性银行，联合发布的《区域性银行数字化转型白皮书》显示，大型银行相较区域性银行更具资金成本优势、平台优势和科技优势，在业务下沉的过程中通过标准化的产品辐射地方，不可避免地出现和区域性银行争夺头部优质客户的情况。区域性银行亟需思考如何利用金融科技打造个性化的产品服务，从而差异化获客。 更为重要的是，监管要求中小银行银行回归本源，升级数字化服务能力。202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中明确要求区域性银行在本地开展业务。此外，监管明令禁止不具备异地展业资质的区域性银行通过互 联网业务异地贷款和全国揽储；明确指导区域性银行聚焦主业主责，服务本地的实体经济。这使得区域性银行转变异地扩张的发展思路，回归本地，培育本地化服务能力，找准本地的目标客群和建立适配本地的经营策略。 中小银行的未来核心竞争力将来自于本地及区域市场的深度经营能力，而这势必需要加快数字化转型，以塑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超过90%的区域性银行已经开展数字化转型，但超半数银行仍处于起步阶段。”《区域性银行数字化转型白皮书》显示，从当前投入情况看，区域性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资金投入相较于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仍存在一定差距。国有大行及部分股份制银行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投入占营业收入的平均比例约为3%。83%的区域性银行数字化资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不足3%，低于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平均水平。但区域性银行对于数字化转型仍抱以坚定信心和高度重视，将不断加大投入，90%被调研银行表示预计在未来3年内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其年平均增长率将达到21%，小型区域性银行的投入将达到33%，以期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持。 “中国银行业系统中，大多数还是小型银行或者中偏小的银行。它们营收并不高，如果让这些银行都靠自己去建立科技队伍，独立研发，肯定是承受不起的，这就需要可信技术的共享机制。”9月9日，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表示，大中型银行大多已经实现规模化经营，具有较强的科技投资实力，而更多的小银行规模不够大，既不可能获得股东的资本扶持和数据资源支持，也不可能安排大量的金融科技投入。如果独立建设技术平台，独立开发系统，投入产出比可能偏低，经济上未必可行，应从实际出发，尊重市场机制和科技规律，探索合适的金融科技创新之路。 “大型银行全面转型初级阶段已基本完成，中小型银行多处于规划和试点阶段， 且集中在零售与小微业务领域。”《报告》显示，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转型已进入数智化阶段转型进程上，基础支撑建设已较为完善，转型初级阶段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向智能化转变。区域性银行数字化能力建设大部分处于规划和试点阶段。 上海农商银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王海涛认为，数字化转型刻不容缓，中小银行不可能等基础设施完善后再追赶行业浪潮，应充分利用现有数据和科技能力开展转型实践。结合上海农商银行自身经验，王海涛指出中小银行应当以“精准洞察，协同共享，减压赋能”为目标，建设和实现数据“建、管、用”运营体系。

在11月25日由经济观察报、经观传媒共同举办的2021第七届资本市场IRM高峰论坛上，来自多家优质上市公司、投资机构的代表通过云端线上对话的形式，从自身企业和行业，以及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角度，交流探讨了上市公司如何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如何有效利用资本市场进一步激活企业核心竞争力等议题。 此次对话由华创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主持，元琛科技副总经理、执行董事陈志，振东制药董事会秘书周红军，荣昌生物首席财务官李嘉，中以海德、东方高圣、东方略董事长仇思念，以及特约评论员、增量资本创始人张奥平参加讨论。 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科技创新是实现三种变革的主要动力，各与会嘉宾从自身企业和行业发展的角度，解析了创新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当下催生创新的环境土壤。 元琛科技副总经理、执行董事陈志认为，作为一家环保行业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稳健的经营和产品品质，同时也要在技术上持续创新。元琛科技的客户主要是能源行业企业，面临着较大的污染治理压力，元琛科技旨在为客户提供一整套的污染治理解决方案，这就要求在污染治理技术上持续创新。与此同时，作为一家公众公司，这种创新也是为股东创造价值，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荣昌生物首席财务官李嘉对于创新这一议题感触颇深，他表示荣昌生物是一家专注于新药研发的生物药公司，随着行业大环境，包括政策的变化，包括药监局审批创新药的政策速度加速，加上资本的助力，近10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生物医药企业开始研发创新药，原研药。“得益于国家政策促进推动创新药行业发展，越来越多海归甚至国外科学家开始在国内创业，或是加入荣昌生物这样的本土创新药企业，创新已成为推动国内医药行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以海德董事长仇思念表示，同样作为新药研发企业，中以海德在高质量发展上追求两个目标：第一是药物研发的有效性，第二是药物研发的速度，“一些创新药按照传统的新药研发节奏可能需要十年八年，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十年八年可能是等不起的，因而新药的有效性和效率尤为重要。新药研发公司应尽可能地挖掘自身的优势，来满足患者的需求。” 振东制药董事会秘书周红军谈到，随着行业的发展，医药企业而今在关注产品本身的基础上，也进一步注重整个业务的系统链条。“例如原料是不是控制得住，成本能不能降下来，产品有没有迭代，产品有没有一些辅助或者系列的产品进行协助的销售，形成系统性的工作”，周红军说：“另外就是销售方面，‘互联网+’的推广，对于不少制药企业同样适用，一个趋势是加大互联网的协作推广，通过线上提供新颖的形式扩面，线下提供面对面的商业场景，通过线上线下的合力，全方位形成产品的品牌影响力。” 特约评论员、增量资本创始人张奥平提出，站在民间智库和投资机构的角度观察，近年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不同类型的资本设置了“红绿灯”，从科创板、北交所设立等政策走向看，对于非内卷型的商业价值创造、增量型的价值创造是开“绿灯”的，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抢抓行业机遇 实践多样化的创新路径 在国家提出高质量发展以促进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与会各家企业代表从行业机遇和自身实践出发，解析了各家企业富有特色的创新路径和高质量发展模式。 元琛科技副总经理、执行董事陈志介绍，在国家提出“双碳”目标的机遇下，元琛科技从降碳的三种途径入手构筑企业的业务版图和战略规划：“第一是从源头解决二氧化碳排放，这也与目前公司的核心业务相关，公司除尘过滤新材料、脱硝催化剂两大产品正是专注节能减排和能源管理，以及产品回收再利用。第二是聚焦碳捕捉的问题，元琛科技已成立了博士后工作站和研究院，为未来的技术做了铺垫。第三，是将二氧化碳作为原料，作为高附加值的衍生品，不断地扩展自己的赛道。” 荣昌生物首席财务官李嘉从资本助推的角度，解析了资本和创新药企业的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近几年中国的医疗行业，尤其是创新药行业的火热，海外资金和国内资金持续进入这个行业，创新药企在做临床的过程中，需要找到志同道合，而且真正看得懂企业技术的资本方，这样的资本才有可能耐心地陪伴企业成长。现在国内也出现了越来越多、更加专业的投资人，这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非常重要。荣昌生物的目标是未来实现A+H上市，更好更灵活地获得资本的助推，进而实现企业和资本的双赢”。 中以海德董事长仇思念从“善待资本”的角度，提出产业和资本之间应形成良性的关系。“拥抱资本市场，无论是上市前还是上市后对于生物医药公司都是有价值的，投资人不仅给企业带来资金，更多地也能带来产业方面的资源；生物医药公司也要善待资本，不应把投资机构当做‘韭菜’，而应尽可能地给予资本市场回报。”仇思念还介绍了中以海德建立的一套AI药物挖掘平台，该平台在国内外已经上市的大量药物中筛选出真正对乙肝相关靶点可能有效的药物，从而大大提升研发效率，加快进度。 振东制药董事会秘书周红军结合振东制药的成功案例，从创新营销渠道、与用户需求共情的角度剖析了有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据介绍，公司主营产品达霏欣（主要治疗脱发）早年一直遵循传统药剂的运营模式，但销售一直难见起色。2017年以来公司积极布局各家电商平台和健康垂直平台，并通过各社交平台“种草”，推动产品销量持续增长。在他看来，促成公司经营近年来成功的因素中，行业的风口、多渠道的布局、品牌和服务落地等要素缺一不可。 特约评论员、增量资本创始人张奥平进一步谈到了政策导向对于各路资本和行业的“红灯绿灯”问题。“会对怎样的行业和企业开‘绿灯’，这里面既包括科创板科创属性指引下提到的硬科技，也包括创业板讲到的‘三创四新’，还包括北交所讲到要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这一系列的核心都围绕在一个词当中，就是创新。”张奥平谈到：“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把创新想得太宏大，其实在微观的每个业务单元当中，只要对外能为用户创造价值，满足他们的刚需，对内部提升员工的效率，提升自己产品供给体系，都叫转型创新”。 今年的高峰论坛上，经济观察报分别从科技创新、投资价值等维度，遴选出一批2021年在资本市场中表现突出的公司，向他们致敬！（杜远/文）

11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中国驻立陶宛外交机构已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立陶宛共和国代办处，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情况？ 赵立坚 资料图 赵立坚表示，11月18日，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办事处”，此举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开创了恶劣先例。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政府已宣布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11月26日，中国外交部正式照会立陶宛外交部，决定将中国驻立陶宛外交机构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立陶宛共和国代办处，并要求立方相应更改驻华外交机构称谓。 赵立坚强调，中方这一举措是对立方损害中国主权的正当反制，责任完全在立方。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任何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行径都不会得逞。我们奉劝立方，恪守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纠正错误，重新回到正确轨道上来。（实习记者 刘晓琰） 责编：张婧妍

11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5名美国国会跨党派众议员赴台湾进行了所谓“访问”。台湾外事部门发表声明称，将同其就台美关系等议题交换意见，美国会再度组团来访，展现出“美国会两院两党对台美关系一致的坚定支持”。我们注意到，美国议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已经两度赴台，想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 资料图 赵立坚表示，美国个别议员窜访台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对外发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撼动的国际关系准则，美国个别政客肆意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为“台独”分裂势力站台撑腰，已经引起14亿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赵立坚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不是国际关系的一张牌。我们奉劝美方一些人不要打“台湾牌”，因为这是一张臭牌、死牌，肯定打不赢，必定要撞南墙，自食恶果。中国实现统一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大势，美国个别政客和台湾当局的拙劣表演不过是中国统一进程中的几声杂音，丝毫改变不了全世界180个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牢固格局，一切同中国统一大势相对抗的错误行径都如同蚍蜉撼树，注定失败。 赵立坚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及早为中美关系排雷清障。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企图挟洋自重、以美谋独注定是死路一条。（实习记者 刘晓琰） 责编：张婧妍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有媒体提问，刚刚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的美国联邦众议员中，一位叫梅斯的妄称“台湾共和国”。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大肆炒作。对此有何评论？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应询表示，我们警告美国某些国会议员，停止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打“台湾牌”，停止在台湾问题上滋事、玩火。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击。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勾连外部势力谋“独”的图谋不会得逞。跳得越高，摔得越狠。（人民日报客户端 程龙） 责编：张婧妍

11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发表讲话，指责个别政客煽动暴乱，表示不会向暴乱分子屈服，也绝不会在压力下辞职。索加瓦雷指出，上述骚乱受到那些希望阻止中所建交的势力鼓动，同时也有评论称，游行示威的很多人来自支持台湾的马来塔省，中所建交可能是此次骚乱的原因。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 资料图 赵立坚表示，中方高度关注所罗门群岛当前事态发展，对造成严重破坏和财产损失的暴力行为表示谴责，支持所政府止暴制乱的努力。我们相信在索加瓦雷总理领导下，所政府有能力尽快恢复社会秩序，稳定内部局势。中方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在所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和合法权益。 赵立坚指出，众所周知，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所建交符合时代潮流，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选择。建交以来，中所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得到所人民真心支持和拥护。事实证明，中所建交符合所国家发展根本和长远利益，任何破坏中所关系正常发展的图谋都是徒劳的。（实习记者 刘晓琰） 责编：张婧妍

　　中国侨网11月26日电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大批新人在感恩节举行婚礼，一向是美国福州移民社区的重头戏，然而新冠疫情爆发后，去年的感恩节就几乎没有婚宴，今年虽有了疫苗，但疫情仍然反复，各大酒楼的婚宴生意始终未能恢复。布鲁克林华人酒楼业者25日表示，虽婚宴生意未能进行，但所幸小型的家庭、公司聚餐活动爆满，填补了婚宴订单归零的损失。 　　据悉，纽约华社酒楼婚宴酒席往年都会爆满，有的大酒楼更是需提前一年预订，可去年疫情爆使大型聚餐活动停滞，今年大众依然对疫情感到忧虑，使原本就不多的婚宴订单，在最后关头还是纷纷取消了。 　　布鲁克林8大道华社的金皇廷大酒楼，疫情前每逢11月可举行至少20场婚宴、接待7000名宾客，感恩节从早至晚办至少五场婚宴。但今年完全没有婚宴订单，之前预约酒楼的新人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再拖延一年。 　　业者陈善庄说，婚宴的进行代表着酒楼餐饮业的全面复苏，这是最难的一步。幸运的是，今年感恩节的订单被家庭、生日、公司聚餐所替代，在感恩节前后爆满，中午和晚上的场次都有，填补了婚宴订单冷清的损失。 　　翠园酒楼负责人古平表示，原本有一场婚宴在感恩节举办，但随着日子将近，宾客表示对人多的密闭空间有到顾忌，新人再三考量，还是推迟了婚礼。“宾客不敢来，我(业者)和新人都是很无奈的”，但她也说，在当前的非常时期，必须保持正面的心态，只能期望疫情赶紧全面获得控制，届时再重新接待喜宴。(颜洁恩) 责编：海闻

大熊猫“香香” 海外网11月26日电 据日本电视台25日晚消息，受新冠疫情导致的航空限制、冬奥会入境管制等因素影响，在上野动物园出生的雌性大熊猫“香香”归还中国时间再次延期，这已是第三次被延期。 “香香”出生于2017年6月，今年6月刚满4岁，父母分别为中国旅日大熊猫“比力”与“仙女”。根据东京都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协定，“香香”归中方所有，按计划原定于2020年12月底归还中国，但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归还日期两度延期，此前定于下月（12月）31日返还中国。 东京都相关人士日前表示，东京都政府和中方正在协调，商榷具体返还时间。（海外网 王珊宁） 海外网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责编：王珊宁、刘凌

　　中新网11月26日电 综合韩媒报道，当地时间26日，韩国新冠危重病例数达617例，再创新高。首都圈超千例确诊患者仍在等待病床。韩政府表示，各部门正在进行深入探讨，以发布综合性防疫措施。 资料图：图为首尔市中心首尔广场，正在搭建新冠病毒检测临时筛查站。中新社记者 曾鼐 摄 　　据报道，韩国新冠疫情形势持续恶化，全国重症患者病床平均启用率已超70%，特别是首都圈重症患者病床启用率已逾84%。政府表示，目前确保的重症患者病床，几乎已达到各医院能够运营的最大限度。 　　此外，首都圈病床不足问题日趋严重，1310名确诊患者仍在等待病床，该数字也刷新纪录。 　　当局表示，由于韩国民众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率仅为4%，政府将加快提高接种率，并转换为以居家治疗为主的医疗体系，以降低医疗系统的负担。 　　报道称，距离韩国开始实施“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防疫模式仅过去四周，防疫当局认为，目前正面临克服新冠疫情的最大难关。 　　报道指出，特别是新冠危重患者中，约84%为60岁及以上的高龄患者，而在他们中，有85%的人为“突破性感染”(意即完成疫苗接种后仍感染)，防疫当局再次呼吁民众积极接种加强针。 　　另一方面，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则推迟了原定于26日公布的防疫强化对策。 　　此前，日常生活恢复支援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与会人士共同认为，当前防疫形势严峻，有必要提前强化防疫措施，并商定在进一步评估疫情风险度后，再决定后续防疫措施。 　　截至26日0时，韩国较前一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901例，新增死亡病例39例。 责编：海闻

　　中新网北京11月26日题：美医护人员大规模辞职，疫情应对别让“白衣天使”心寒 　　作者 邵杨 　　医护工作者是人类迎战新冠病毒的关键防线，但在美国，越来越多“白衣天使”正选择离开。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新冠疫情之下，美国医护人员大规模辞职。自2020年2月以来，美国医疗卫生行业已流失约50万名员工。美国莫宁咨询公司此前的一项调查亦显示，过去一年多，美国辞职的医护人员比例高达18%，即使留下的人也有三分之一想辞职，理由是“工作量过大、劳累和工资低”。 　　另据《大西洋月刊》近期的一份报告，随着德尔塔变种肆虐，加之政府过早放松口罩令，疫苗接种率停滞不前，美国不少医院已不堪重负。有医护人员告诉该媒体，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病毒本身，而是对应对疫情措施的强烈不满。 　　事实上，医护人员抱怨糟糕的疫情应对措施，在美国已算不上新闻。 　　早在疫情之初，由于缺少必要防护装备和培训，美国一线医护人员就不得不暴露在病毒风险之下。去年3月就有美媒报道，在病例较多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护士们缺乏防护设备，且不清楚保护自己和病人安全的规范流程。彼时，位于华盛顿州的一家医院已出现过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但该院仍有40%的护士表示无法获得“足够防护装备”，过半护士认为自己“没有准备好”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治疗。 　　一年多后的今天，美国医护工作者依然没有得到足够保护。美国合众国际社引述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截至9月中旬，美国医疗工作者中有近三分之一未接种新冠疫苗。尽管今年1月到4月间，美医疗工作者疫苗覆盖率曾大幅上升，但随后又陷入停滞，截至9月15日覆盖率只达到70%。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围绕疫苗问题的政治博弈仍在继续。当地时间11月15日，美国12个州联合起诉联邦政府，要求取消针对医护人员的新冠疫苗强制令。截至目前，美国已有22个州发起类似诉讼。 　　更糟糕的是，美国互联网上对于疫苗和医护人员的污名化声音正甚嚣尘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一些反疫苗团体正通过社交媒体不断扩大影响，他们警告新冠患者尽快远离医院，并声称“医生在故意杀死病人”。这种环境下，美国针对医疗人员的威胁和暴力事件日益增加。如密苏里州布兰森市的一家医疗中心不得不在员工胸牌上引入紧急求救按钮；有来自爱达荷州的护士对美联社表示，因为担心遭到骚扰，要先脱掉工作服才敢去杂货店购物。 　　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已超过2020年总死亡人数，其中不乏医护人员为抗疫献出宝贵生命。但面对无情病毒，美国部分政客忽视科学声音，刻意淡化病毒危害；应对疫情混乱，造成医疗体系“超载”；“政治化”疫苗问题，导致社会严重撕裂。这一系列操作，怎能不让冒着生命危险，奋战在抗疫最前线的医护工作者心寒？ 　　今年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当天，美国全国护士联合会成员曾在白宫前摆放上百双护士鞋，纪念在抗击疫情中逝世的护士，场面令人动容。但纪念之余，美国医护人员真正需要的，是更有效的疫情应对、更完善的保护措施、更友善的社会环境。这些都需要美国政府认清事实、端正态度、专心抗疫。唯有如此，才能让迎战冷酷病毒的“白衣天使”们感受到些许暖意。(完) 责编：海闻

参考消息网11月26日报道 据美联社华盛顿11月24日报道，根据政府修正后数据，今年三季度美国经济年化增长率放慢到2.1%，略高于最初估算值。不过，经济学家预测，只要通货膨胀率上升和最近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增加不影响经济活动，本季度经济将稳健反弹。 美国商务部周三宣布，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较最初估算的2%有所上调。但是，修正后的增长率仍远低于一季度和二季度的强劲增长率——分别为6.3%和6.7%。 报道称，GDP数据较一个月前给出的估算值略微上调，这反映了消费开支稍有改善。三季度消费开支小幅增长1.7%，而二季度猛增12%。企业补充库存对GDP增长的贡献也被上调。 报道指出，今年夏季，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反映了消费开支大幅放缓。其原因在于：德尔塔变异株导致新冠确诊病例暴增，消费者变得更加谨慎；而供应链混乱也导致消费者难以买到新汽车等产品，并助推通胀率猛升到30年来未曾有过的水平。 报道称，虽然最近几周美国很多地区的新冠确诊病例又开始增多，但经济学家认为，最近新增的病例不足以抑制消费开支。消费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为70%。 责编：海闻

　　财政部25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1-10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平稳恢复，实现利润总额38250.4亿元，同比增长47.6%，两年平均增长14.1%。 　　在前10月利润总额中，中央企业25326.5亿元，同比增长44.0%，两年平均增长14.2%;地方国有企业12924.0亿元，同比增长55.3%，两年平均增长13.8%。 　　统计显示，1-10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603860.0亿元，同比增长22.1%，两年平均增长9.7%。其中中央企业338515.6亿元，同比增长21.3%，两年平均增长8.0%;地方国有企业265344.4亿元，同比增长23.0%,两年平均增长12.1%。 　　此外，1-10月，国有企业应交税费43837.4亿元，同比增长19.1%，其中中央企业30395.8亿元，同比增长16.1%，地方国有企业13441.6亿元，同比增长26.4%。 　　10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64.3%，与上年持平，中央企业67.0%，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地方国有企业62.7%，同比上升0.1个百分点。 　　专家认为，今年以来国企经济运行平稳有序，企业效益状况不断向好，利润实现较快增长，资产负债率等保持良好状态。（经济日报记者 曾金华） 责编：海闻

11月25日18:00，上海市召开第107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上海市新增3例本土病例，其中病例1于11月12日自厦门前往北京，15日自北京抵沪。 接上海通报后，北京市立即对该名病例在京轨迹进行调查，截止目前共排查出1个居住点位，4个就餐点位。 居住点位为： 11月12日至15日在京期间入住的海淀区远大路福朋喜来登酒店； 就餐点位为： 11月12日17:23-23:29的东城区北新桥的“糯言”餐厅； 11月13日12:33-13:26的海淀区闵庄路的“海璟阁”餐厅以及17:37-19:40的朝阳区天泽路的Solitude孤独招待所•私房菜; 11月14日17:13-20:20的朝阳区大酉•M Natural（三里屯店）饭店； 已调查确认28名在京接触人员。 目前我市已对各风险点位采集人员鼻咽拭子标本143件，外环境涂抹306件，结果均为阴性。 经大数据协查，目前未发现上海市病例与北京既往病例轨迹有交集。 请与上述点位有时间重合的人员加强自身健康监测，建议近日进行核酸检测，有身体不适者及时就诊。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 孙乐琪） 责编：赵宽

11月25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9例（广东6例，天津1例，上海1例，广西1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天津）；本土病例4例（上海3例，其中浦东新区2例、青浦区1例；辽宁1例，在大连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67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492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387例（其中重症病例3例），现有疑似病例4例。累计确诊病例10091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9704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11月25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860例（其中重症病例8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93087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8583例，现有疑似病例4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315485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8342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8例，其中境外输入15例，本土3例（浙江2例，均在杭州市；江苏1例，在徐州市）；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当日解除医学观察62例（境外输入10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449例（境外输入372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29048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12417例（出院12125例，死亡213例），澳门特别行政区77例（出院77例），台湾地区16554例（出院13742例，死亡848例）。 （信息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 责编：扈嘉翼

刚刚，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逍遥镇”“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答记者问。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出，从法律上，“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其注册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会费”。“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同时，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有记者问： “逍遥镇”“潼关肉夹馍”商标注册情况是怎么样的？如何看待“逍遥镇”“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事件？ 答： 经查，截至目前，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有效注册“逍遥镇”商标3件，分别为原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2004年6月21日注册的第3436143号“逍遥镇”、2008年2月28日注册的第3436141号“逍遥镇”、2009年4月7日注册的第4664367号“逍遥镇及图”，核定使用在第29类“胡辣汤”商品或第43类“餐饮服务”上，均为普通商标。其中第3436141号、第3436143号“逍遥镇”商标，起初由个人注册，后逍遥镇胡辣汤协会通过商标转让取得该商标专用权。 “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依据是《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经查，原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于2015年12月14日核准注册第14369120号“潼关肉夹馍”图形加文字商标，核定使用在第30类“肉夹馍”商品上。原商标注册人为老潼关小吃协会，2021年1月27日公告核准变更商标注册人名义为潼关肉夹馍协会。 从法律上，“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其注册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会费”。“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同时，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已责成地方相关部门深入了解事件进展，加强对各方保护和使用商标的行政指导，积极做好相关工作，依法依规处理有关商标纠纷，既要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又要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处理好商标权利人、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人民日报客户端 谷业凯） 责编：赵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