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苹果来说，去掉iPhone上的刘海是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但是这取决于上游供应链是否已经具备快速实现和生产的能力。 据最新消息称，苹果依然在加快屏下Face ID传感器设计的研发工作，按照他们的规划，是打算iPhone 14首发，而今年的iPhone 13是铁定赶不上这个功能了。 按照最新说法，苹果将Face ID传感器隐藏在显示屏下比隐藏主摄像头更容易，这可能是前摄像头采用打孔设计的原因，当然另外一种方式是，直接启用屏下指纹传感器。 未来，苹果可能会在Face ID和Touch ID技术采取两种策略：一种是，更昂贵机型可能支持屏下Face ID，低端版则将Face ID置于“刘海”中；另外一种，高端机型同样支持屏下Face ID，但是低端款会采用屏下Touch ID。 其实之前就曾有消息称，苹果正在iPhone测试屏下指纹技术，不过iPhone 13不会使用，而下一代的iPhone SE有可能率先使用，这样可以摒弃刘海屏的困扰。

对手机圈来说，一年一度的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堪称“科技春晚”，“十三香”究竟香不香？有没有120Hz高刷？9月15日凌晨1点发布会上见分晓。 日前，据外媒报道，上周一项非正式民意调查显示，仅十分之一的iPhone用户愿意在今年升级至iPhone 13。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项调查表示，如果iPhone 13拥有出人意料的新功能，这将会影响更多的iPhone用户升级iPhone 13。 调查显示，在对1500名iPhone用户的调查中发现，只有10%的用户承诺购买iPhone 13，64%的用户表示他们没有升级更换计划。另外26%的用户则表示尚未决定是否会升级到iPhone 13。 此外，调查发现，对于即将发布的iPhone 13系列，用户最感兴趣的是卫星通信功能、摄像头升级改进以及是否拥有更大容量的电池。 据悉，此次iPhone 13系列将推出四款机型，包括iPhone 13、iPhone 13 mini、iPhone 13 Pro、iPhone 13 Pro Max。 其中iPhone 13 mini配备5.4英寸屏幕，iPhone 13和iPhone 13 Pro为6.1英寸屏幕，旗舰机型iPhone 13 Pro Max则升级至6.7英寸屏幕。 据爆料，在核心配置上，iPhone 13全系将搭载新一代A15芯片，采用台积电第二代5nm工艺，Pro系列将配备120Hz LTPO高刷屏、电池容量增加、全系激光雷达扫描仪。 值得一提的是，新一代iPhone刘海面积或将进一步缩小，新增日落金、玫瑰金两款配色，同时，全系相机模组也将增大。 除此以外，Apple Watch 7、AirPods 3、MacBook Pro 14/16、iPad mini 6、iPad 9等新品或将与iPhone 13同台亮相。

IT之家 9 月 9 日消息 谷歌今日发布了 Android 12 Beta 5 版本，该版本是 Android 12 正式推出前的最后一个测试版。 据 9to5Google 报道，Android 12 Beta 5 并没有什么大的新功能，主要是对系统进行最后的测试和审查，以保证 Android 12 的稳定性。目前尚不清楚 Android 12 正式版的推出日期，预计会在 9 月中下旬，因为多个手机厂商的系统更新选在了这一时间点。 Android 12 Beta 5 更新内容： Nearby Share 现可设置为“所有人”可见 Pixel 手机会在因过热而限制充电时通知用户 谷歌计算器进行了 Material You 重新设计 电源菜单默认显示锁定按钮（无法在设置中移除） Android 12 系统彩蛋新增桌面小组件，可展示 Material You 动态调色板 锁屏界面星期/日期会更靠上，而不是显示在时钟旁边 锁屏界面有通知显示的情况下，通知会更靠近屏幕中心位置 锁屏上的“设备控制”（用于智能家居）快捷方式 设备搜索：必须从 App 抽屉顶部访问 Google Clock 7.0 获得 Material You 重新设计和小部件 九月安全补丁 IT之家了解到，Android 12 Beta 5 更新加入了谷歌最新发布了 Pixel 5a 手机，Pixel 系列的手机用户可以点击下方链接下载更新，或者在系统更新中查找更新。

IT之家 9月9日消息 Faraday Future Intelligent Electric Inc. (简称 "FF") 今天宣布，一年一度的“919 未来主义者日”将于9月19日在FF加州洛杉矶总部举行，这次活动将是历时一整天的共创盛典，由 FF 员工及其亲友、慈善项目参与者、投资人、媒体、预订用户以及积极参与FF共创项目的潜在用户共同参与。 官方称，FF 的未来主义者价值链共创与共享是 FF 用户运营的核心理念。用户可以深度参与到包括产品设计、研发、制造、供应链、市场传播、销售、服务和运营在内的全价值链业务当中，从而与 FF 一起共创和分享价值。 FF 高管团队还将向参与者介绍公司发展的最新动态，并将重点强调 FF 91 量产交付的积极进展。 FF 还与非营利组织 The Purist Group 合作，共同开展 "FF Toy Drive" 玩具捐赠活动，为南加州社区的贫困家庭和儿童提供帮助，为孩子们提前准备好圣诞节礼物。“919 未来主义者日”的参与者可以携带价值25美元以上的无包装玩具到场参加活动。所有物品都将通过 The Purist Group 捐赠给当地慈善机构。 Faraday Future近期通过SPAC交易在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FFIE），并为 FF 的极智科技奢华旗舰电动车FF 91的量产交付筹集了资金。 FF 91未来主义者联盟版和FF 91未来主义者版两款车型都拥有行业领先的1050匹马力，业内最大的搭载浸没式液态电池冷却技术的130千瓦时电池组，百公里加速仅需不到2.4秒，以及三电机电动矢量扭矩，后轮双电机独立控制及后轮转向。同时，这两款车型还拥有独一无二的超级移动AP实现 "光速" 互联网连接，副驾流媒体视频显示技术，后排智能互联网系统，车内视频会议系统，智能无缝进入技术，FFID人脸识别技术，多指盲控技术，拥有行业内最大150度仰角的零重力座椅。

汽车之家报道称，北京现代或将出售其位于北京的第二工厂，该工厂此前主要生产索纳塔、朗动和途胜等车型，而小米汽车很有可能接盘此工厂。截至目前，当事双方并未回应此事。 北京现代在中国共有北京顺义第一、第二、第三工厂以及沧州工厂、重庆工厂五大乘用车生产基地，合计年产能达到 165 万辆。今年 5 月，北京现代北京第一工厂已经由理想汽车接盘。 今年 3 月 30 日，小米集团在港交所发布公告，正式宣布进入造车领域。小米在公告中表示，拟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负责智能电动汽车业务。首期投资为 100 亿元人民币，预计未来 10 年投资额 100 亿美元。小米 CEO 雷军将兼任智能电动汽车业务的首席执行官。 9 月 1 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发微博称，小米汽车正式注册，公司名：小米汽车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00 亿，小米董事长兼 CEO 雷军担任法人代表。同时，小米汽车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登记机关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近日，根据顺为资本官网显示，原吉利研究院院长胡峥楠加盟顺为资本任投资合伙人，有媒体认为，此举或与小米造车相关。据了解，胡峥楠曾是吉利汽车的研发一把手，也被媒体称为“吉利造车的关键先生”之一。其在汽车产品开发和研发管理领域拥有近 25 年的相关经验，曾创业龙创汽车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加入吉利汽车后，曾担任研究总院院长、高级副总裁、产品技术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而小米汽车方面，目前造车进度仍在筹备中，信息显示，其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车整车制造；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的技术研发；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限动力总成系统、汽车电子、新能源专用关键零部件等项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动机制造、电机制造、其他未列明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以上制造业限节能环保、数控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印刷电路板等高污染、高环境风险的生产制造环节除外）；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锂离子电池制造；其他电池制造；销售汽车、汽车零配件；技术进出口；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道路机动车辆生产等。

IT之家 9 月 9 日消息 韩国《每日经济新闻》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苹果将加快独自生产电动汽车的泰坦计划 (Project Titan)，并且已经向全球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发出报价请求，这可能暗示苹果将很快会为其电动汽车挑选汽车零件合作伙伴。 在与汽车制造商的谈判没有取得明显进展后，苹果还将重启汽车研发实验室并开启 Apple Car 开发工作。 消息人士指出，该实验室的重启可能意味着苹果汽车策略已经转向自主开发一款完整的汽车，而不仅仅是专注于软件层面。 今年 6 月，苹果聘请到了宝马电动汽车部门的前副总裁乌尔里希・克兰茨 (Ulrich Kranz)，“泰坦计划”从此开启新的篇章。 彭博社也表示，这是苹果决定制造无人驾驶电动汽车、直面特斯拉等对手的明确信号。 业内人士认为，苹果可以自行开发电动汽车，但也有可能像生产 iPhone 一样寻找代工商。本月初，有媒体报道称，苹果访问了 LG 电子和 SK Innovation，并将与 SK Innovation 一同秘密开发汽车。 IT之家了解到，苹果在 2014 年推出了泰坦计划，自 2016 年以来就一直在为其智能汽车寻求合作方，但此前的爆料证明，苹果只是在测试自动驾驶功能，对于造车似乎一点都不急。

9月9日，财联社报道称，日本汽车行业游说组织负责人丰田章男（Akio Toyoda）表示，新冠疫情导致零部件供应中断，可能迫使日本汽车制造商在 10 月再次减产。 “根据制造商的情况，我们可能会看到 10 月份的产量降至一个较低的水平，”丰田章男说。他是日本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并担任日本最大汽车制造商丰田汽车的社长。 截止目前，丰田汽车已计划在 9 月份将全球产量较计划水平削减了 40%，加入了其他已经放缓生产以应对短缺的全球大型汽车制造商的行列。其他面临零部件短缺的日本汽车制造商包括：日产汽车、本田汽车、铃木汽车和马自达汽车。 今年以来，芯片短缺一直困扰着汽车业，众多国内外车企因此多次减产甚至停产。近期，由于东南亚地区疫情反复，汽车芯片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丰田、大众、福特、通用等多家汽车企业在全球不同地区减少汽车生产。 据介绍，当前在各类芯片中，微控制单元芯片最为紧缺，发动机、安全气囊、防抱死系统、车身、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等均需使用这类芯片，一辆汽车搭载有上百个微控制单元芯片，缺一个芯片就影响整辆车的生产，这正是造成汽车缺货的主要原因。

IT之家 9月9日消息 据多个数码博主的消息，魅族科技官博删除了有关“三零手机”的相关内容。零广告、零推送、零预装是魅族发布魅族18系列时的口号，号称为“三零手机”。 IT之家查看“魅族科技”官博发现，“三零手机”相关内容确实已无法找到。官网中的Flyme 9与魅族18系列产品描述中，也都没有“三零手机”相关内容。 魅族科技此前表示，魅族将放弃新产品的互联网广告营收，零广告、零推送、零预装，从魅族18系列开始，系统自带应用无任何广告，18系列不预装任何第三方应用，没有运营广告推送等。魅族18系列打造三零手机，纯净新生，0广0推0预装。 魅族 18/Pro 所有系统自带应用均无任何形式的广告及干扰式运营内容；所有第三方应用默认禁止通知权限，大部分系统应用需手动授权才允许推送通知；不预装任何第三方应用，减少预算部分原有系统应用。 目前魅族科技官方还没有对这一改变做出回应。

IT之家 9 月 9 日消息 摩托罗拉推出了一种支持人工智能的车载视频录制系统，旨在供执法部门使用，被称为 M500。 使用 M500，一旦有人进入警车后部，视频就会开始录制，这样可以确保在以后需要检查时留有视频录像。 摩托罗拉官方表示，M500 车载视频系统是实时感知方面的突破性飞跃。这不仅仅是眼睛观察，而且是大脑分析，实时提醒用户注意威胁和目标。自动记录警车后座上的个人的简单任务只是开始，M500 代表了警车的未来，人工智能和高级分析将能够检测更复杂的异常或威胁。 IT之家了解到，M500 能够与 V300 随身记录仪配对，从多个角度记录事件，负责查看录像的人可以更好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它还可以与摩托罗拉的 CommandCentral 配合使用，并将画面实时发送到总部。

2021年的夏天对于何栗而言有些手忙脚乱。 她的精力不得不被拆成三份，一份用来穿过北京海淀区后厂村路汹涌的人潮，完成在某互联网大厂的暑期实习；一份用来闪回广州的校园，在时间截止之前交出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剩下的一份则要用来准备简历，做完无穷无尽的秋招笔试题。 现在做的这份暑期实习拿不到转正名额，早在实习进行到一个月时，何栗就接收到了上司的暗示。所以现在，秋招是她眼中的“孤注一掷”。 结束工作后，何栗需要步行到离公司最近的地铁站，搭四十分钟地铁回到住处，再开始改简历或是做笔试。 不用担心夜路危险，后厂村路一到晚上，最不缺的就是刚下班的人。 在一个盛产互联网人的专业就读，何栗也听师兄师姐说起被毁约的事情，但眼下她还顾不上这些。在众多校招生里杀出重围，收割尽可能多的offer再慢慢挑选，才是她不得不走的道路。 当被问到如果被公司毁约怎么办，何栗显得有些迟疑。“要是到明年我入职的时候，这个部门不幸被全部裁员了，那我也没办法，只能哑巴吃黄连，自己慢慢找。如果是非常规毁约，我可能会直接对线。”听起来，秋招是件需要运气的事情。 运气不好的人很多，在何栗楼上办公的陈吨吨就是其中之一。外人眼里的她，一毕业就入职互联网大厂，在喜欢的岗位发光发热。只有她自己知道，费尽力气拿到一个满意的offer，再被这家公司放弃掉，是种怎样的体验。 被放弃的那一个 互联网企业的秋天，可能是从立秋开始算起的。虽然名叫秋招，但抢夺人才的大战，早在最炎热的八月就已打响第一枪。为抢在竞争对手前开始招聘，各类提前批、专场宣讲层出不穷，疫情前的秋招季，重点高校的小礼堂几乎会提前一个月被各大公司定空。 这样的架势，让尚在象牙塔里的学生产生一种错觉：“我对公司很重要。” 说重要也是真的，花钱招人，公司都希望招到更好的。当人才无法用统一标准衡量时，一些公司会把标准简化为应聘者的学历。例如在美团，清华北大毕业的校招生来应聘，不会占用校招名额指标。华为则有自己的目标院校列表，大部分为985、211高校，双非院校中只有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和重庆邮电大学入选。 但“我很重要”的错觉很快就会消失。即便满足严苛的背景要求，过五关斩六将地通过面试，也随时可能会被放弃。 从面试通过到正式入职，中间隔着若干个环节。Offer call、录用意向书、两方协议、三方协议、劳动合同，顺利走完这一趟，大厂的大门才会彻底敞开。对于校招生而言，公司每年的政策和筛选规则并不透明，在每个环节中，他们只能祈祷自己不要成为“被放弃的那一个”。 校招生的圈子里也因此产生了很多黑话。 华为每年面试通过的候选人数量高于最终录取数量，在收到面试通过的短信后，需要等待录用通知，这段时间被称作“泡池子”。一位曾经参加华为校招的毕业生称：“池子里的人都有排序，前面的人要是拒绝了，后面的人就能递补上。” 于是“在池子里泡着呢”成为这群候选人心照不宣的状态，与之相对应的另一句黑话是“被捞”。百度、腾讯、阿里等大厂都有单面轮次，由业务部门从HR初筛通过的简历里挑选合适的候选人进行面试。一旦收到单独面试通知，意味着从候选池里“被捞”了，可以获得一个宝贵的面试机会。 腾讯的校招面试可以通过公众号查询实时状态，绿色标志着还在流程中，而灰色则意味着流程终止。在校招生聚集的论坛上，“还绿着”和“灰掉了”也成为是否通过腾讯面试的黑话。 2020年，陈吨吨在这样的“厮杀”中度过整个夏天和秋天，秋招结束的时候，她拿到了几乎所有互联网一线大厂的offer。 在综合考虑了发展前景、个人兴趣和薪资待遇后，陈吨吨选择了近几年风头正劲的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再三思量优中选优的决定，却成为了她之后半年噩梦的开始。 拿到offer后，业务方要求陈吨吨提前到公司实习。“正好熟悉一下业务，其实也挺好的。”陈吨吨没想到，公司眼中的提前实习意味着毕业前都要去实习，甚至没有给她留出写毕业论文的时间。 实习两个月后，陈吨吨接到学校通知，毕业论文从校内审核改为省内审核，要求更加严格。为了专心完成毕业论文，她向领导说明情况，希望先暂停实习回到学校，等四月份完成论文再继续实习。——这样的处理方式很常见，在进入职场前，应届生首先需要完成学业。 但HR并未理会陈吨吨的请求，而是要求她在春节结束前完成论文，随即回到实习岗位。 此时距离春节只剩下不到1个月，要求春节后立刻回公司实习，意味着让陈吨吨把一篇硕士毕业论文的完成时间压缩到短短30天。 和刺猬公社的访谈约在陈吨吨公司附近的轻食餐厅，在提到这段经历时，她停下了手中的叉子，即便已经过去大半年，愤怒的情绪依然没有消退。“他们难道没有写过论文吗？要我一个月写完毕业论文，这怎么可能啊？” 陈吨吨很不认同这个要求。和她一起秋招找工作的朋友，在拿到腾讯offer之后就出去旅行了，旅行结束回去继续准备毕业论文，等处理好毕业事宜后再去公司报到。她却因为提前到公司实习，而要为多争取两个月时间写论文和HR讨价还价。她不理解。 “三方合同里也没有写我一定要来实习，而且要实习这么久。”在选择这家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后，陈吨吨很干脆地回绝了其他公司，没有像一些应届生一样保留几个offer做备胎。后来回想，陈吨吨认为这可能是HR强硬要求她长期实习的底气。“他们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但那个时候，陈吨吨没有退路，只能在HR的强硬态度下祈求一点回旋的余地。“我问他们，能不能多给点时间，哪怕让我完成一个大概的框架再回来接着实习也行。”看起来有些卑微的请求，没有得到正向回应，HR甚至让她早做选择，不要耽误部门春招。 陈吨吨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成为被放弃的那一个。经过两个月的实习，她已经逐渐熟悉业务，觉得自己还算胜任这份工作。她不明白为什么公司宁愿花精力重新招一个应届生，花几个月时间让新人熟悉业务，也不愿意给她这个机会。 被放弃后重新开始，甚至还不如从来没有拥有过。陈吨吨不得不加入春招大军，和在秋招中失意的应届生竞争。争抢所剩无几的岗位时，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收割了几乎所有行业顶尖公司的offer。 “我那段时间极度怀疑自己。”曾经和她一起找工作的同学都已经有了去处，她从领先者变成被落下的那一个。“就我一个人孤军奋战。” 重新陷入找工作大军的陈吨吨不得不打起精神收拾烂摊子，但被放弃的经验留给她的，除了一份毁掉的三方，还有永无止尽的自我怀疑。 蚂蚁困在大厂话语里 一直到今天，陈吨吨都会觉得是自己为保障毕业选择了放弃offer。在讲到自己的论文经过重重修改有惊无险通过外审和答辩时，她说：“得亏我没有接这个offer，要不然我根本过不了，就没有硕士毕业证。” 大厂把陈吨吨放置在一个两难的选择情境下，多次重复之后，她也陷入了这场迷局里，不自知地觉得该做出选择的是自己。直到我们聊到，拿offer本不该附带着压缩毕业论文完成时间，乃至放弃毕业论文的义务，陈吨吨才再一次意识到：“对哦，我没有选择，是他们鸽了我。” 陈吨吨说，她本来就是一个习惯自我反思的人，一旦事情出现不如预期的情况，她总是习惯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在offer被取消后，这样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我在那里实习几个月，走的时候居然没有任何挽留。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虽然领导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不是主动性还不太高。”陈吨吨给这段被放弃的经历找了很多理由，例如是不是没有取得上级信任，又例如是不是缺少创造力。所有的理由，几乎都指向她个人。 最先出发的人，眼看着要最后抵达。公司人力系统数据里，待入职人员数量减1是再简单不过的操作。落到个体身上，就是一个暗淡无光的本命年、无数从梦里惊醒的夜晚和成把掉下的头发。 难熬的日子里，陈吨吨每天晚上会出去跑步，跑累了再回去睡觉。 陈吨吨跑步时拍下的夜景，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可能是因为拉伸不充分，她时常在半夜抽搐。“我感觉自己要死了，又意识到自己还在梦里怎么能死呢，然后就使劲拍。”人还没醒，眼睛还没睁开，手已经在不停地拍打大腿了。等陈吨吨挣扎着醒来，意识到那是自己在梦里无意识做出的动作。 回想起来，偶尔也会觉得夸张，蚂蚁溺水的感觉，只有自己真的在水里时才能体会。 陈吨吨自尊心很强，秋招时曾经拒绝过offer的公司，她一个都没有投。这意味着她在春招没有太多选择，只能尝试一些二线公司。在整个春天，懊恼、自责、愤怒、委屈轮番困住她，在“我做得对”和“我是不是选错了”之间，陈吨吨没有头绪地绕来绕去，想要找到这场困局的出口。 身边的朋友时常骂她：“明明这是他的问题，为什么你在这里觉得自己不行？”但“知道”和“做到”是两码事，一旦陷入自我怀疑的情绪里，曾经有过的蛛丝马迹和只言片语都会被论证成为负向反馈的证据。——这场论证甚至会在脑海里反复重演，让焦虑吞噬整个黑夜。 所以陈吨吨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喝酒，大喝一场再大吐一场之后，她能睡个好觉。24岁本命年的春天，她就是这样度过的。 在焦虑中，事情的转机终于出现。一家陈吨吨秋招拒绝过的大厂，告诉她offer流程可以继续。秋招的时候，因为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陈吨吨并没有特意为这家公司做太多准备。群面中，她甚至因为设备信号问题没说上几句话。“感觉像是全程演了个哑剧。” 收到总监面通知那天，陈吨吨已经决定接受另一份offer，想着“要不就别面了吧”。最后还是想有一个跟总监交流的机会，才最终参加了那场面试。 当时的陈吨吨并没有想到，这个阴差阳错拿到的offer，会成为在绝望中拉住她的绳索。陈吨吨时常感叹一念之间的决定对命运造成的改变：“得亏当时是硬气了一点，没有他们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和刺猬公社访谈时，陈吨吨刚入职这家新公司两个月。结束访谈走回去，沿途会经过好几家互联网公司的总部，这些造型各异的办公楼贴着大幅logo，从一座宏伟的大楼化身成为更抽象精致的概念——大厂。许多年轻人梦想来到的地方，许多意气风发的人第一次怀疑自我的地方，许多毕业生被困住的地方。 夏天快结束了，太阳虽然还很毒辣，吹在身上的风已经起了凉意。走回去的路上，陈吨吨给我讲很多工作上碰到的事情，要解决线上问题，要跟很多人沟通，要经常回答老板的问题，下班时间也有点晚……但显然，跟整夜失眠的春天相比，这个夏天她过得还不算糟糕。 陈吨吨说，去年大概是她不顺的巅峰。“我希望今年能够过得顺利一点，不要像去年一样不高兴。” 命运的改变往往只在一瞬之间，被放弃的人里，也有运气好的。2017年，刘敛入职某大厂的福建分部，没过多久，分部解散。就在刘敛以为自己要重新找工作时，领导和HR跟她说，帮她争取到了去北京总部的HC。 出发前一天，刘敛坐在地板上收拾行李，觉得有些恍惚：“我这就要一个人去北京工作了？”在此之前，她特意找了家乡的工作，从来没在北京生活过。 入职后，刘敛从新领导口中听到对自己的褒奖，她意识到：“应该是我之前的老板帮我说了不少好话。” 当运气成为决定校招生命运的重要砝码，意味着维权早已成为难题。 校招生的维权之路有多难？ 几乎每年毕业季，都会传出校招生offer被毁的消息。像陈吨吨这样的零星案例，甚至不会引起任何波澜，即便出现成批应届生被毁约事件，最后也都不了了之。只要大厂的业务坚挺报酬丰厚，总有即将踏出校园的毕业生前赴后继递上简历，在“真香”的offer面前遗忘公司曾经的黑历史。 把对公司的制约，寄希望于后来者们的抵制，几乎是不切实际的。公司和校园应聘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权力不对等，在每年都是最难求职季的当下，公司掌握着对应聘者的“生杀大权”。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2021年高校毕业生突破900万人，其中25.4%的毕业生期待进入IT互联网行业，位居期待行业排行榜榜首，占比接近排在其后的三个行业总和。 高额薪资和发展潜力，使百余万毕业生趋之若鹜，也制造了极度不平衡的供需关系。尤其是行业内顶尖的大厂，简历千里挑一，“表刷”（指简历不通过）的标准线一提再提，从一本大学到211，从985到C9高校。 强势的“买方市场”加深了不对等的关系。对大公司而言，失去一个应聘者没什么大不了，反正还有更多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在等待着大厂递来橄榄枝。于是，“不毁校招生offer”这一项原本行业内约定俗成的规矩，变成部分业务主管和HR可以动用的私刑。 运气好的如刘敛，即使部门因为业务原因解散，领导和HR也多方运作，帮她找到另一个部门的职位；运气不好的如陈吨吨，即便拿到过多个顶级offer，也只能在被放弃后艰难重建信心和勇气。 这本不应该是由运气决定的故事，契约之所以为契约，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会被如约履行。在行业迅速迭代的过程中，新的问题会一一出现，经过艰难的摸索，而后被解决。这其中当然还存在很多模糊地带，但新晋打工人们需要先尝试着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致诚劳动者”公益法律平台的法律研究员徐至文在访谈中提到，三方协议虽然通常不能代替劳动合同，但仍是有效的法律协议，一旦遇到违约，可以依照协议要求协议项下的权利。“但是具体到比如说赔偿多少，要看你的协议是否约定。” 互联网公司提供的三方协议，通常只会对校招生的违约行为进行赔偿约定。例如2020年，京东在三方协议中约定如果校招生违约，需要支付5000元违约金。针对公司违约行为进行赔偿协定的协议寥寥无几，这也进一步加大了校招生被违约后的索赔难度。 如果三方协议中没有相关约定，应届生的索赔将更加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徐至文补充道：“你可以去尽力收集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的损失，但最终法院会考虑各种因素酌情确定赔偿金额。” 今年7月，高途教育大量毁约已经和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的毕业生，在电视台进行报道后，每位毕业生收到了1000元的违约赔偿。 1000元的违约金，远远不能覆盖掉应届生投入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21届毕业生小杨在毕业前和天津高途签署三方协议，6月7号下午四点，在原本约定入职时间的前一天，小杨突然被通知入职时间推迟一周。此后，入职时间一推再推，入职群里200多名毕业生在忐忑中等待了将近一个月。 “每次推迟后我们去问HR，那边的回答都模棱两可。”小杨也曾尝试和公司沟通，但每次都无法得到准确答复。“在等待入职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也错过了好多其他机会。” 小杨可以理解公司的处境艰难，让她愤怒的是公司用各种理由拖延，让她错失机会。“每次推迟入职时间的时候都是以不同的借口，又是放假啊又是培训师不在啊种种理由。”HR甚至暗示让应届生自己提出解约。“高途那边讲公司应届生先提出违约的话可以不用付违约金，但是我们谁也不甘心，如果提前解约就相当于这段时间的金钱和时间都浪费了。” 最终，熬过快一个月，高途赔偿1000元解约金，而小杨和同在群里的200多名应届生错过校招。 签署三方后违约，尚且可以要求企业按协议赔偿，而如果只是接到口头offer或者录用意向书，企业违约甚至没有什么成本。“如果是意向书的话，比如只是说恭喜你通过面试这类，基本上不太可能依照这个东西来维权。”徐至文补充道。 应届生遇到的很多问题具有一定共性，“致诚劳动者”公益法律平台的一些成员，会收集问题写成文章，包括劳动合同“排雷”、offer被毁约、试用期被违法辞退等等，方便校招生和更广泛的劳动者了解相关信息。这些文章被发表在一个名为“致诚劳动者”的公众号上。 文章的作者们，还有一个更为人熟悉的身份，那就是在今年5月“字节PUA北大实习生”事件中，一直战斗在与公司交锋一线的法律人。——她们是北大女生和字节HR谈判时，提到过的“律师姐姐”。 事件发酵当晚，徐至文和陈言成觉得这是一个让大家了解劳动法知识的好机会，于是连夜赶出“致诚劳动者”公众号的发刊文。徐至文回忆，当天晚上大家熬了个大夜：“陈言成写到凌晨五点，第二天早上我又接着改。” 公众号“致诚劳动者”的推送截图 这篇发刊文的标题叫做《潦草的创刊词：字节PUA北大实习生引发的潦草上线》，称它潦草，是因为原本这个公益法律平台需要更长的筹备时间。过去十几年，致诚公益律师们主要以农民工为援助对象，常年为讨薪、工商赔偿等问题奔波，而近些年，他们发现有更多人需要法律帮助。用徐至文的话来说，新出现的劳动法问题越来越多。 但民间的法律援助因资源有限，有一定受理标准，例如考虑当事人是否家庭贫困，因此一对一受理的公益法律咨询还是以农民工群体为主。像互联网员工等更广泛的“打工人”群体，徐至文的想法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我觉得所谓维权，不是只有到法院阶段的才叫维权。前期通过法律的方式去跟企业沟通，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权方式。如果说企业依然不继续跟你沟通，你可以去考虑劳动仲裁或者致电劳动监察部门。”而用“法律的方式”跟企业沟通，前提条件是打工人们自己要具备法律意识，能分辨公司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哪些权益是自己应该争取的。 公司普遍有法务，相较于普通员工，他们是对法律条款更熟悉的一方，因此对可能产生的纠纷具备主动权。对照自身情况，拿出相应的劳动法条款，在谈判中告诉对方哪些行为是不合法的，会减少沟通中的被动性。徐至文推荐了中国法律服务网的“智能咨询”小程序，在缺少法律知识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个功能找到对应问题的解答。 而针对更为复杂的劳动纠纷，徐至文建议拨打司法部的12348法律服务热线，值班律师会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解答。 “致诚劳动者”的下一个目标是上线微信小程序，功能包括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和工具包。在做“全体打工人的律师朋友”的道路上，他们遇到过不少问题，除了精力有限，技术也是一大难题。“我们大家都是法律人，做这个小程序工程上确实挺为难的。” 回到后厂村的轻食店，和陈吨吨见面的那一天。 结束全部访谈，放下餐具，在离开餐厅前，陈吨吨说：“我今天来接受访谈，就是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个故事。越多人看到越好，我想告诉正在找工作的应届生，不要别人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像我当时那么软弱。”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中何栗、陈吨吨、徐至文、陈言成、小杨均为化名）

文｜光谱 编辑｜Lianzi 昨晚临睡前刷了一下 Twitter，突然被一段视频吓到：封面上两枚红蓝小药丸，点进去看到了熟悉的“代码瀑布”/绿雨。

本文字数：7684，阅读时长约10分钟 “抱个好大腿，认好靠谱的老大，做一份漂亮的PPT，压制住那些弱势的同事，多加班少提意见——这就是在互联网大厂的生存之道”，从这个角度而言，互联网大厂并不特殊，更不超脱。 文 | 《财经》E法 刘畅 编辑 | 朱弢 阿里西溪园区5号楼设有若干结构各异的天台。有的配遮阳伞、茶几，有的只有几把椅子、若干烟头。没有雨、太阳不太毒的时候，有三两成群的员工到天台上谈工作进展、投资心得以及行业八卦。 陈睿（化名）每天都会在某个固定位置坐下点根烟。这条狭长的封顶“露台”位于四楼，不宽敞，有连顶栅栏保护员工安全。但他喜欢这里的小桌椅，更重要的是，“烟味能飘得很远”。 每到四五月份，有不少人选择在这里聊刚发的年终奖和绩效考核。“有好几个‘325’（阿里的绩效评定等级，‘325’即3.25分，在事业群中，连续两季度‘325’可能被劝退）会在这里打电话小声骂人。”他说。 阿里女员工自称遭侵害案被曝光后，有不少人在这里沟通“感想”。“大多数，聊着聊着都聊到自己部门去了。” 也有一些陈睿的亲朋好友找到他“求内幕”。 “我只能和他们解释，阿里是家非常庞大的公司，几个当事人我都不认识，更谈不上了解‘内幕’，”他说：“每个事业群乃至每个部门的管理风格都不一样，这事儿没啥代表性。” 但在他看来，当事人女员工在事后声称“求告无门”，“虽然在我们部门不会发生，倒也并不奇怪。任何大厂，都是部门‘头儿’说了算。领导通情达理，我们过得就爽，不然，那就难办喽。” 事实上，在被一贯标榜为“扁平化”的互联网大厂内部，层级间沟通和向上渠道的缺失并不罕见，平等包容的互联网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也并不总“处处灵光”。 “向往大厂价值观的年轻人们，有不少都走了——互联网企业并不特殊，更不超脱。”陈睿说。 01 “喊哥比喊花名好使” 2018年，马蜂（化名）通过校招，作为前端工程师进入一家互联网大厂。他记得，当初在新人见面会后，工作室的Leader随后单独给几位新员工开了个小会。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领导一说，”这位Leader表示，“有意见随时可以提。你们直接喊我的花名就可以。” 另一位该公司销售部门的前员工阿强也印证了这个说法。 “这么做，是希望大家平时能够开诚布公地去谈一些事情，”阿强表示，“但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应这种模式。” 企业传统的“金字塔”组织结构，被普遍认为无法适应互联网时代要素的快速流动，扁平化管理模式应运而生，这成为当前互联网企业的组织核心。 “传统的中心化决策机制很难应对多层次的市场需求，”一位在大厂浸润多年的产品经理说，“你想想，现在的APP每月都要更新，全靠大老板做决定既不科学，也不现实。” 按照管理学定义，扁平化运作模式使企业可以迅速将决策权扩展到产销最前沿，创建新的、灵活的管理模型，大大提高企业效率。 “要是招聘启事中没写上‘扁平化管理’这几个字，好像都不敢说自己是个真正的互联网公司。”上海一家电商企业的市场经理Martin表示。 互相称呼“花名”，内部结构自由，同事年轻化，氛围向上团结……互联网企业在过去十余年间打造的上述“标签”，让年轻人充满向往。 但事实上，多位大厂员工表示，扁平化概念“在圈子里很火，可真正用的大公司没几家”。 一个有趣的悖论由此形成：互联网大厂的“外在形象”让扁平化深入人心，但真正的巨头往往“摒弃”扁平化。 马蜂认为，阿里的中台战略对层级的划分“变态的清晰”，所以“这种企业根本不可能执行扁平化”；而腾讯在2018年的“930改革”后也开始强调公司的整体意志；至于字节，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习惯走街串巷卖东西的人，当然要互通有无，多听市场行情；但等他有自己店面了，有学徒工了，要是还没有一个管事儿的大伙计，可能要出问题。” 阿里前员工邱泽（化名）觉得，扁平化只是种“理想”。 阿强回忆，在他工作过的那家大厂，很多中层都在其他公司或政府机关工作过，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和人脉，“这也是被公司十分看重的。毕竟，公司的产品十分依靠销售带动资源、获取客户”。 而这也带来新的问题：被上下级强烈依赖的中层们掌握着内部拆分任务目标、并将其分发给基层员工的核心工作。他们在其他企业工作而多年形成的行事风格，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组织内部。 “很多成熟的领导其实已经在原来的公司待太久了。当然，他们一开始也想改变，但其实他们也不适应这种‘扁平’。时间长了，你要是叫他花名啥的，他心里还是会觉得你不尊重他。”阿强表示，“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个问题。” “一个组里十个人，有一个喊领导‘哥’啊‘姐’啊的，领导还是明显感觉被重视，开心，一些资源也会有意无意地倾向他。”阿强说。 入职两年多，Martin从老员工和部门Leader口中听过无数这家明星企业的发家史和价值观。 “创始人反复向大家提的，就是新加坡这个国家，”Martin说，“一个弹丸之地，生长于大国夹缝中，发展永远需要借力，简化一切流程，单刀直入解决问题。他很推崇这种（管理体制）。” Martin强调，与多数巨头不同，公司拒绝PPT文化，创始人牢牢把控大方向，再由小团队打江山，“整个公司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 在Martin的Leader口中，公司在创始之初“不存在一言堂，有的是大家共谋发展的简约格局”。大家的意见汇总到领导层，再统一做决定。但就Martin自己的感受来说，leader的权威“不容挑战”。 他觉得，公司仍保持着初创时的精神，但因运营种类多、杂，总体管理制度没有其他巨头那么完善。 Martin介绍，团队内部的管理由Leader一手负责。他原来以为互联网公司真的可以完全抛开人际关系，“只要把事做好就行”，但很快他就发现，那些嘴甜，“一口一个‘领导’”的员工，以及善于“当众夸奖领导”的女生，似乎总能获得比别人更多的资源。 但Martin也强调，自己认为这没什么不妥：“中国是人情社会，哪里都不能免俗。我们公司总体还算是很好的。” 邱泽还记得自己2018年初入职时的激动，“感觉都是朋友，都在一起做事，都能推心置腹。” 但入职数年后，邱泽感到公司文化中对“执行力”的强调，“换句话说就是服从，让P8以上的同学们确立在事业群内部的权威。” 邱泽说，在阿里员工的私下交往中，喊“领导”比喊“花名”更好使：“挺有意思的，和传统企业正好反过来：工作中都喊同学，生活中见了面喊声领导或哥、姐，更有助于你的内部发展。” “互联网大厂收获了中国高速发展的所有红利，公司利润丰厚，优秀员工纷纷加入，他们具有建立扁平化管理的条件。但现实往往与理想有差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教授张志学认为，各级管理者在工作中会逐渐琢磨出一个道理，“一言堂”既高效又让自己舒服，这已经将企业的倡导甚至要求置之度外。 “反正提意见的员工是少数、不搭理他们的异见，似乎很快就能风平浪静”。张志学指出，中国文化强调人要注重“道”，但实践中很多人相信“术”更管用。 “价值观无处不在但却非显性可见。如果个人没有将组织为了达成目标或实现组织理念所倡导的共享价值观——在集体层面上就是组织文化——内化于心，那他在行动中就很容易受到外部情境的影响，其行为偏离组织所倡导的方向也就很正常了。”张志学认为。 “抱个好大腿，认好靠谱的老大，做一份漂亮的PPT，压制住那些弱势的同事，多加班少提意见——这就是在互联网大厂的生存之道。”邱泽总结。 02 两面价值观 2021年，邱泽考上了某地公务员。本月初，阿里女员工被侵害一事在互联网上发酵时，现任领导找到他。 “你们阿里跑业务的时候也会劝人喝酒吗？”领导问。 “其实阿里和其他企业没什么区别。”邱泽想了想说，“领导要是真让你喝，你就得喝。” 多位阿里员工对《财经》E法表示，现在新入职员工背诵默写的“阿里价值观”，起源于阿里创业之初的“中供”地推团队。这支在业内有“中供铁军”之称的销售团队，以“超强执行力”和“深谙人情”著称。 “最初，销售文化青睐那些出身不好、‘苦大仇深’的人，觉得他们有狠劲儿，能吃苦，能交心。也导致以此为基底发家的团队，为达成目的多少有点‘不择手段’的味道。”一位不愿具名的前大厂人事部门员工表示。 另一位阿里前员工将这种心态归结为中国互联网创业者的时代局限。在他看来，当今这批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创始人多为60后、70后，受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即使在创业时，对军队式的管理也十分推崇。而军队强调的是什么？服从。” 广为业内关注的阿里晋升体制，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一位普通员工要想在职称上得到晋升，上年度KPI需达到3.75分才有资格被提名。 而员工的直接部门主管，就是KPI的评估人。 外界流传已久的阿里“价值观与业绩在考核中权重相等”的传闻，也被多位员工证实。 本着“量化大部分工作”的原则，阿里将“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拥抱变化、诚信、激情、敬业”六大价值观的每一项都划分出五个级别，在晋升评审时通过行为案例、360度评估、通关打分制进行多维度考核。 “虽然每项评分都要求提供具体案例，但实际上，一切不符合上级要求的行为原则上都可能被扣上‘价值观不符’的帽子，”邱泽介绍，“比如你如果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主管的工作要求，就可能被在“团队合作”上不及格；如果对主管或HR的工作调动提出异议，可能在‘拥抱变化’上不及格。” “我们常提的‘六大价值观’，其内核是当初‘中供’的兄弟伙义气。”陈睿说，“总结一下，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做了决定立马执行、所有人共同进退。” 一家公司的中层员工曾与某互联网大厂有过合作，他告诉《财经》E法，这家公司在业内一向以“佛系”闻名，但也充斥部门主管说了算的“游击队”习气。 在几年前的那场变革之前，这家大厂强调向事业群放权，构建生态。这间接也导致部门KPI成为一个个事业群的工作核心。 “和他们不同团队打交道，给我的方案都是相互矛盾的，”前述合作公司中层表示，“他们之前没有整合，没有优化，有的只是部门KPI和一个个主管的意志。” 经历了几年前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这家大厂的组织管理体系开始“回收”，强调公司意志。但对于它的一名员工来说，最大的改变是员工“加班的比之前多了”，此外，部分事业群内部在工作流程和进度上也被要求进行协调统一。 此后，这家大厂声称将进行“系统性升级，重新定义专业职级体系”，放松基层晋升通道。但跨部门间的隔阂仍然存在。 一位在此工作了9年的老员工认为，各部门间“信息壁垒”的建立，要追溯到差不多10年前，当时公司意识到，应该以自己的优势平台作为连接器，搭建生态系统，连接人和资讯、服务，而公司只应作为“连接器”和“内容平台”存在。 “具象到业务上，就是大量放权——自己做得好的就自己做，做得不好的就选择最好的平台伙伴，”他说，“实质就是‘买买买’。” 另一位前员工则觉得，过分相信资本的力量，忽视自身组织体系的建设，是目前最大的问题，“由紧到松易，由松到紧难。” 这位前员工觉得，这家公司的护城河“太深太宽了”，以至于整体价值观从外在上相较竞争对手而言缺乏进取心；内在各部门又沉浸于自身搭建的护城河中“不能自拔”。 阿强记得，有位资深品牌经理在被挖到公司后，“发现HR和领导画的‘饼’与实际工作内容不符”，恰逢另一个业务线的领导认可他能力需要相关人才。传统企业中司空见惯的办公室政治，由此出现。 “原部门领导觉得，放他走会影响团队稳定；另一边也考虑到主管间的人际关系。”阿强介绍。 协调未果后，这名员工选择离职。 无独有偶，同一家公司的员工豌豆也有类似经历。她于2017进入公司，经历了高速发展过程。 “那时候眼看领导下的任务，一两年从几十亿跳到上千亿。”她感叹互联网企业发展的迅速，“像我们这种从巨头围剿中冲出来的企业，不存在什么‘护城河’，没太多本钱，是很崇尚打‘乱仗’的。” 这家公司的多位员工表示，公司在互联网巨头格局中属后发者，尤其注重销售推广，具有强烈的竞争心态。体现在具体业务中，一方面大量挖来其他公司的“熟手”快速开拓市场，一方面强调偏重结果导向的考核，“招人，只要有名气，先招来再说；干事，猛打猛冲追上同行就行”，个别部门领导‘画大饼’、‘放空炮’已成习惯。 对内部存在的壁垒，各大平台也试图以制度措施加以补救，多家公司推出措施，推动员工内部流动。 多位大厂内部员工的反馈是，类似“新政”有效果，“但真正的核心问题，如领导间的人情往来、内耗等，还看不到解决的希望，”陈睿说，“当然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难以避免的‘大公司病’。” 阿强觉得，初创型互联网公司规模往往有限，“去趟洗手间都能碰见创始人，企业价值观也是几百个员工开会投票投出来的”，步调较为一致；随着业务和人员规模逐渐庞大，中层管理者和一线越来越远，信息传递效率也越来越低，基于此再通过开会解决问题，价值观传递上就会发生偏差。 一位互联网观察人士认为，所有大厂的“价值观”都有明暗两面。两类价值观的割裂，“就像人一样，公开和私下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建明教授认为，部分互联网企业在管理上过于重视业务和经济效益，而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出现缺失，对外宣传的文化没有在企业内部得到很好的贯彻，“完全是两张皮”。 邱泽觉得，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任何企业，在形成盈利模式相关的一套行动标准时“总能很快，不然就被淘汰，”但在形成自己内部稳定、长期的价值观时，往往陷入迷失。 “之所以大厂们显得那么特殊，是因为它外化的形象与内在割裂严重，给了‘社畜’不该有的希望，”邱泽笑称，“当然，它们一定会极力否认这点。” 03 “护城河”得失 一个为多位大厂员工认可的逻辑是，几乎任何一家互联网巨头，其内部文化价值观都受到其创始人团队特色影响。 但在这个看似对所有类型企业都适用的原则下，似乎隐藏着互联网大厂们更为鲜明的“行业风格”。 今年4月份，《财经》E法曾与一位知名的互联网观察人士就大厂文化进行交流。这位学者直言，大厂价值观建设的最大问题是“野蛮生长的贩夫走卒逻辑，遭遇曾放纵式的行业治理，最终造就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 怪在什么地方呢？ 这位学者认为，对传统企业而言，其诞生之初就要面对成形的监管体系，还有其他企业的强有力竞争，对手的强大让新生企业很难拥有“各种意义上的”市场支配地位。因此，它们的姿态“放得都很低。比监管低，比同行低，比社会潜规则也低”。 类似企业的生长往往更“稳扎稳打”，影响力由地区、行业慢慢向外辐射，其资源有限，内部企业管理结构也多为传统“金字塔”的层层负责制，价值观强调对核心领导层的服从。 但很多互联网企业则不同：它们诞生于互联网急速发展的时代，作为一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互联网经济以其高延展、广受众迅速占据人类生活主导地位，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监管和行业竞争都被落在后面。 “政策对新业态的心态是包容的——既然是新东西，贸然干预不符合经济规律，那就让它自我调节、发展，在实践中再形成合理的管理手段，这一点在早期立法中有鲜明体现，”这位学者说，“但部分互联网行业从业者觉得，包容就是‘不管’，他们开拓市场的方式因此不同于传统企业，尤其大胆激进。” 邱泽认同这位学者的观点。他说，大航海时代跑马圈地的模式，在早期互联网企业十分常见。“其实，‘跑马圈地’本身没什么新奇，但互联网的涵盖面超出了每个人的预期，影响面太大了，这对社会的影响尤其大”。 如阿里创立于1999年，彼时定位为B2B的网上贸易平台。 一位曾与早期阿里打过交道的政府人士表示：“当时的阿里更像一家电话直销公司，电话销售团队占公司员工数一半还多。” 1998年创立的“京东多媒体”，早期业务以批发零售电脑配件为主，随着2003年“非典”，转攻线上零售； 创立于1998年的腾讯，当年的定位是“打造网络寻呼系统（TIPS）”。在多次对外演讲中，马化腾都提到创业之初曾“去学校的BBS上一个个地拉用户，每天只能拉十几人”的经历。 作为新一代互联网企业的代表，字节跳动旗下的“今日头条”以大数据精准推送为卖点。但一位老员工表示，其核心商业模式是依靠流量吸引广告，“依赖庞大的地面销售人员来完成客户拉新”。2018年的一篇报道显示，头条全公司员工总数接近2万人，其中“销售的规模在1万人以上”。 各互联网大厂发展至今，但其管理模式无法摆脱创立之初的“销售地推风”，“因为这种模式被证明行之有效”。 Martin觉得，当前的大厂文化充斥着急功近利的氛围，“快速烧钱占领市场，以建立‘护城河’，如果没有建立起来，没就赶紧找下一个领域。” 多位受访者觉得，对项目团队管控的失衡，广泛存在于中国互联网大厂中。“失衡”的定义是多维度的：可能是缺乏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和行动准则；也可能是过分强调内部自身价值观而忽视了员工能动性。对多数互联网企业而言，前一种倾向更明显。 前述学者总结，对处在扩张阶段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对内，以销售思想武装头脑、强调内部团结价值观；对外，强调快速扩张占领市场；那些已获得一定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则倾向于转型“守成者”，守住“护城河”，对模式的创新退居次要。 张志学有类似观点。他认为，一旦在主业中无法继续创新，企业往往就转攻为守，阻止其它创新者进入、深入挖掘现有市场潜力。就行业生态而言，出现了“大树底下寸草不生”的情况；在企业内部，则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所有业务都围绕给公司建功立业的业务和相关部门。这些业务部门俨然公司的“守门人”，内部的创新者要说服他们是很难的。在管理学上，就是“组织惰性”、“组织刚性”扼制了企业的创新。 早有观点指出，与西方同行不同，中国大型科技企业专注于构建更高壁垒的封闭生态系统。中国的互联网竞争不再是单个科技公司的竞争，而是越来越多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 “实际上，我们内部在做产品的时候，也十分强调设立与竞品之间的壁垒，”一位不愿具名的互联网开发工程师表示，“从技术层到产品层，从分享链接到平台入驻商家的选择，互联网公司的文化其实强调零和博弈，这点难以避免。” 随着互联网非理性竞争行为受到监管，诸如“二选一”等行为被遏制。但多位大厂内部人士表示，真正的开放包容生态“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完全实现。“都是资本行为，都不能免俗。”一位大厂员工称。 “巨大的市场成就了若干互联网企业的同时，也娇宠了其中的一部分。有些企业在享受了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但并没有与国际顶尖企业在基础技术上比拼的勇气和魄力，最终沦为横向应用无边界、纵向技术无突破的局面。”张志学直言。 但也有人对此有不同意见。 “互联网不是原罪，不能要求商业公司有过多自我管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互联网公司中层认为，“规制是监管部门的事情。” 事实上，对互联网企业创新和规制间的边界问题，各界近年多有争论。归根结底，是探讨互联网企业是否有其“特殊性”。 “中国一流的互联网企业应当具备科学精神，崇尚技术创新，这样才能吸引最具有创新天分和激情的员工，从而为中国甚至人类的技术发展做贡献，变成受世人尊敬的企业。”张志学总结。 姚建明则认为，从管理的本质上来讲，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在管理逻辑上没有太大区别。互联网企业的经营模式，传统企业里也存在，只是传统企业的平台没有互联网技术的支撑，“资源广度、内容丰富度不一样，但逻辑上的差别不大。”他觉得，目前部分互联网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其发展时间短、经验和认识积累不足有关。 采访尾声，邱泽突然笑起来，“我们内部的文化是，新入职三年内不允许讨论公司战略决策，还有点害怕，”他说，“可我突然想到，我已经离职了。”

iPhone 13下周就要发布了，然而苹果公司这几天又被国内公司起诉，小i机器人向法院提出行为保全申请（禁令），要求禁售苹果iPhone手机等。 这已经不是小i机器人方面第一次对苹果发起诉讼了。 去年8月，小i机器人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正式要求苹果公司停止专利侵权，并赔偿人民币100亿元人民币。 小i机器人起诉苹果跟iPhone手机的Siri语音有关，小i机器人背后的公司是上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表示他们是中国发明专利ZL200410053749.9(一种聊天机器人系统)的权利人，该专利于2004年申请，2009年获得授权。 苹果公司则在2010年以2亿美元收购了Siri.Inc。，并于2011年在其发布的iPhone 4S手机上首次推出Siri，其后又在全线产品中陆续搭载，Siri成为苹果产品人工智能交互的主要入口。 小i机器人方面表示，经过对比分析，认为Siri技术方案落入小i机器人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ZL200410053749.9号专利(2004年申请、2009年授权)范围。 从2012年开始小i机器人就不断起诉苹果，期间经过多次反复，将近10年来一直没有结果。 这一次在iPhone 13即将发布的情况下，小i机器人再次提起诉讼，赢面有多少？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国际总部高级合伙人李萍律师对媒体表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知识产权纠纷的当事人在判决、裁定或者仲裁裁决生效前，可以提供财产担保的前提下依法申请行为保全，法院应当受理，但法院是否做出行为保全裁定会考虑多方面因素。 因此，李萍律师认为，因小i机器人的专利权获得确权不久，而苹果手机早就在国内销售，且销售体量太大，法院可能因小i机器人权利尚不稳定、苹果的销售行为早已有之，不属于情况紧急状态、该保全措施造成的损害价值及可能的社会影响过大等原因驳回该申请。 对于案件未来的发展走向，李萍律师认为，苹果公司可能与小i公司就专利权的确定进一步进行拉锯战。 不过，她表示，如果如小i公司的专利权得到稳定，考虑到苹果公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双方在法院斡旋下达成调解的概率较大。

　　参观者在2021世界5G大会展览现场体验5G+车联网VR虚拟驾驶。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服贸会上的5G移动诊疗设备。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从2021世界5G大会到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一段时间以来，多场高规格会议和展会聚焦以5G为代表的数字前沿技术，既展现了5G建设和应用的速度与广度，也凸显了中国抓住数字产业化机遇，以5G为引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5G商用发展已实现规模、标准数量和应用创新三大领先。 　　在规模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近日在2021世界5G大会上介绍，中国已开通建设5G基站99.3万个，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95%以上的县区和35%的乡镇，5G终端手机连接数超过3.92亿户。 　　在标准数量上，中国5G标准必要专利数量占比超过38%，居全球首位。与以往注重产品制造不同，中国正在更多参与上游标准制定和生态培育，5G标准支撑能力持续增强。近年来，《5G移动通信网核心网总体技术要求》等447项行业标准陆续发布，为5G融合应用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规范保障。 　　在应用创新上，中国5G应用案例已超过1万多个，覆盖了钢铁、电力、矿山等22个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和有关领域，形成了一大批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5G正快速融入各行各业、呈现千姿百态，已形成系统领先优势，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根据工信部等十部门今年7月联合发布的《5G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年）》显示，到2023年，中国5G个人用户普及率将超过40%；在垂直行业领域，大型工业企业的5G应用渗透率超过35%；在社会民生领域，打造一批“5G+智慧教育”“5G+智慧医疗”“5G+文化旅游”样板项目，“5G+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 　　有效带动乡村振兴和工业互联网建设 　　在世界5G大会和服贸会上，5G在各行各业的应用集体亮相。5G应用场景支撑适应能力的提升，极大满足了旅游、医疗、教育、体育等行业的数字化需求，有效带动乡村振兴和工业互联网建设。 　　在旅游行业，以5G+AI、5G+VR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广泛应用，推动云旅游、数字虚拟游蓬勃发展。中国电信将5G+MEC（边缘计算技术）能力运用于文旅场景，成功复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迹公园的夏朝宫殿样貌。游客可以借助手机“穿越”到3000多年前，通过AR（增强现实）技术感受夏朝都邑的繁华景象。 　　在医疗行业，5G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互联网医院、互联网诊疗和远程医疗技术日臻成熟。借助骨科手术机器人，北京积水潭医院与河北、西藏、浙江、山东、天津、安徽、广东等10余个省区市成功实施50余例5G骨科远程手术；5G急救车的使用实现了“上车即入院”，患者进入救护车后，5G系统会迅速将病人的心率、血压等实时状况与医院急诊室连接，做到“车院零距离”。 　　明年开幕的北京冬奥会也将受益于5G的普及和应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平说，5G技术可以满足北京城区、延庆和张家口三地办会、高效协同和管理的需求，实现智慧观赛、超高清直播、运动科技、安全办赛等应用，推动冰雪竞技项目成绩跨越式发展。 　　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5G+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已超过1500个，覆盖20余个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在2021世界5G大会上，多个“5G+工业互联网”项目入围中国5G十大应用案例—— 　　三一重工的5G全连接工厂贯穿业务全流程，230多个工业设备接入5G，覆盖了设备互联、生产制造、能源管理、视觉管理等8大类；青岛港建成全球首个氢动力5G码头，无人驾驶自动导引车、高速轨道吊等近百个智能设备投入生产，集装箱的装卸转运全部由智能系统调配完成；山西阳煤集团、中国移动在新元煤矿建成中国首个煤矿井下5G网络，实现井下万物智联，降低了采矿作业的安全风险，提升了矿山生产作业效率。 　　在浙江省桐庐县莪山畲族乡，“5G乡村智脑综合治理平台”的建设让5G应用融入了村民的衣食住行——在田间地头，智慧农业“稻鱼共生驾驶舱”可以实时监控稻田水质和鱼的生长情况，让原本需要丰富经验的种养殖方式变成了定标定量的科技农业种植方式；“5G+VR云课堂”让山区的孩子走进名校课堂，实现了乡村教学资源整体提优。 　　共同努力确保5G发展造福世界 　　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掀起5G增强技术研发和产业布局的新热潮。专家表示，5G发展本身就具备了分工化、协同化的特征，深化合作、扩大开放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各国必须共同努力，确保5G的发展造福世界。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表示，中国愿意继续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更加务实的举措，依托中国在5G技术应用和产业方面的基础，进一步加强5G技术演进的国际合作，探索5G垂直行业应用的二次开发技术体系。开展5G增强技术标准、设备研发、试验攻关，提升5G垂直行业应用的适应能力，解决5G频率扩展、覆盖增强等发展问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表示，5G的特点是能够连接更多数据，全球化是其先天的要求。我们要努力获得全球科技合作的利益，但是也要防范风险，提升在数字全球化时代的科技创新能力。 　　张平建议，要进一步加快5G技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同时，要注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也是中国积极构建数字贸易新规则体系的重要前提。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奚国华认为，中国为5G的标准制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在行业应用标准上做了许多探索。但在标准的制定上还面临着垂直行业应用程度不深、产业生态系统有待完善、网络安全威胁依然严峻等挑战，需要各方携手解决。（刘 峣）

　　随着气候变暖，红冠凤头鹦鹉的喙越来越大。 　　图片来源：英国《卫报》网站相关报道 　　根据近日发表在《生态与进化趋势》杂志上的研究综述，科学家们发现，一些温血动物的体型正在发生变化，这可能是对气候变化的反应。随着地球变暖，动物的喙、腿和耳朵越来越大，这让它们能够更好地调节体温，其中鸟类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综述提到，科学家观察了30多种动物，它们的附肢大小变化最大的是一些澳大利亚鹦鹉物种，自1871年以来，它们的喙平均增大了4%—10%，与每年的夏季温度呈正相关。同时，对北美黑眼鹟（一种小型鸣禽）的研究表明，在寒冷环境中，喙的大小增加与短期极端温度之间存在联系。 　　研究人员还报告说，姬鼠的尾巴长度增加，鼩鼱的尾巴和腿的尺寸增加，温暖气候下的蝙蝠翅膀尺寸增加。 　　当动物过热时，鸟类和哺乳动物会分别使用喙和耳朵来散发热量。历史上，气候温暖时期，一些生物进化出更大的喙或耳朵，以便更容易地散热。随着气候变暖，这些差异变得更加显著。如果动物无法控制体温，它们可能会因为过热而死亡。喙没有被羽毛覆盖，是重要的热量交换部位；哺乳动物的耳朵、尾巴和腿如果没有被毛皮覆盖，也是如此。 　　该研究论文作者、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研究员萨拉·莱丁说：“我们也不知道动物的变形是否真的有助于生存，但这种变形现象不应被视为是积极的变化。令人震惊的是，气候变化推动动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化成这样。” 　　虽然科学家们表示很难将气候变化确定为动物变形的唯一原因，但气候变化是所研究的动物在不同地理区域和不同物种间的共同点。 　　这篇综述论文认为，随着气候变暖，变形很可能会继续下去。文中指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升高可能会影响动物的体温调节等。” 　　作为气候变化的一部分，气温的升高可能会导致动物选择更大的附肢，以促进有效的散热。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附肢增长还相当小，不到10%，所以这种变化不太可能立即引起注意。”莱丁说，“然而，耳朵等突出的部分预计还会增长，所以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真实版的小飞象。”（张佳欣）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华清 深圳报道 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最终引发了一场行政诉讼。 “长园集团财务造假案”是去年中国证券市场的一起典型案例，在今年初曾被中国证监会列入《2020年证监稽查20起典型违法案例》，在这20起案例中，“长园集团财务造假案”被列于“康得新财务造假案”、“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案”等典型案例之后，位于第八。 根据当时中国证监会官网披露的信息，长园集团财务造假案“系一起上市公司并购标的财务造假的典型案件。2016年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园集团）收购长园和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长园和鹰）80%股权。为使长园和鹰完成业绩承诺，由时任董事长组织虚构海外销售，提前、重复确认收入，累计虚增利润3亿元。本案表明，给上市公司注入‘有毒资产’，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重组参与各方均应承担相应责任”。 正是受长园集团财务造假案牵涉，长园集团一名时任董事隋淑静被深圳证监局处罚。由于隋淑静对处罚结果不服，终致一场行政诉讼的发生。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隋淑静不服处罚 去年10月，深圳证监局出具了〔202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内容显示，深圳证监局查明上市公司长园集团（600525.SH）的控股子公司长园和鹰存在11项违法事项，通过虚构海外销售、提前确认收入、重复确认收入、签订“阴阳合同”、项目核算不符合会计准则等多种方式虚增业绩。长园和鹰的违法行为导致长园集团累计虚增利润3亿元，其中2016年虚增了15.21%的利润总额（追溯调整前）、2017年虚增了14.85%的利润总额（追溯调整前），长园集团2016年、2017年年报披露的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深圳证监局处罚了长园集团、时任长园和鹰董事长和总裁的尹智勇以及部分时任长园集团董监高人员。 在长园集团2016年、2017年年报上签字的董监高人员共15人，除开时任长园集团董事的吴启权、时任长园集团执行副总裁许兰杭、时任长园集团监事高飞和秦敏聪、杨依明、贺云三名时任长园集团独立董事外，其余董监高人士均被处罚，其中一名被处罚董事为隋淑静，隋淑静被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罚款。 公开信息显示，隋淑静是由曾经与长园集团管理层有过数年控制权之争的长园集团股东深圳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尔核材”）于2015年4月提名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上被投票当选为董事。2015年5月至2018年7月期间，隋淑静担任长园集团的董事及战略委员会委员，她本身也是一名律师。公开信息同时显示，隋淑静时任德恒律师事务所深圳办公室合伙人，主要执业领域为并购、投融资、商事谈判与调解仲裁、涉外法律服务等。 2018年1月，长园集团公告，公司和股东沃尔核材（002130.SZ）均同意就公司控制权纠纷事项提交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组织的调解工作小组调解，经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隋淑静对〔202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她个人的处罚不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了行政复议，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她个人的处罚，隋淑静最终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深圳证监局和中国证监会，长园集团作为该诉讼案件的第三人。 诉讼案件安排在8月31日下午开庭审理，本报记者申请旁听了上述诉讼案件的庭审，深圳证监局的诉讼代理人带了数个20余寸行李箱装着的纸质材料出庭。但事实上，从当天下午2点半到6点半的4个小时内，主要进行庭前证据交换，原告与被告之间举证、质证耗时太长，将择日再审。 在8月31日的证据交换阶段，耗时最长的是原告对被告一（即深圳证监局）执法证据的质证，在这一环节，隋淑静方代理律师认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对事实认定不清、责任主体认定错误、处罚标准不一、避重就轻，甚至怀疑深圳证监局做出该行政处罚决定背后可能存在权力寻租。 原被告双方结合证据，就从到底是谁在造假、违法责任有多大、谁应该被处罚、谁不应该被处罚、执法过程中程序是否正当、合法等争议焦点展开辩论。 吴启权应该被处罚吗？ 隋淑静方认为，长园集团现任董事长吴启权应该被处罚，因为他在长园集团2016及2017年年报上签字保证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但实际上长园集团这两年的年报均存在虚假记载，且吴启权当时分管长园和鹰业务，长园和鹰财务造假，他没有尽到勤勉义务且有重大过错。 长园集团的公开信息显示，吴启权自2016年1月起任公司董事，2017年1月至2018年7月任公司副董事长，2018年7月8日起任公司董事长，2021年1月15日起任公司总裁。 上述〔202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没有处罚吴启权。对于吴启权的处理结果，隋淑静与深圳证监局一个大的分歧点在于，吴启权是否分管长园和鹰？ 在8月31日的交换证据阶段，深圳证监局的诉讼代理人明确称，“公司提交的OA审批材料、时任董事长许晓文、时任总裁鲁尔兵的证言等在案证据显示，吴启权当时不实际分管长园和鹰业务”。 隋淑静不认可深圳证监局得出的“吴启权当时不实际分管长园和鹰业务”结论。隋淑静方在法庭上指出，吴启权担任长园集团副董事长后就分管智能工厂板块，长园和鹰旗下有智能工厂，吴启权自2017年8月起担任长园和鹰董事，尽管深圳证监局的询问笔录显示吴启权说过在OA上他没有对长园和鹰的审批权限，但依然有3份OA文件证明吴启权对长园和鹰有审批权限，也有长园集团高管证明吴启权知道长园和鹰回款慢的问题。 深圳证监局诉讼代理人在法庭现场回应称，回款慢的原因有多种，吴启权知道长园和鹰回款慢不代表知道长园和鹰财务造假。 对于吴启权是否在长园和鹰财务造假期间分管长园和鹰，本报记者曾尝试通过长园集团约访吴启权，9月1日上午，长园集团员工在电话上告诉本报记者，董事长近期在出差，不能接受本报的采访。 9月1日下午，本报记者就诉讼案件跟深圳证监局相关工作人员做沟通。在沟通中，深圳证监局工作人员表示，不处罚吴启权，是因为他没有实际分管违法事项涉及的业务且及时、主动向监管部门报告长园和鹰财务造假情况，有立功表现。 据其了解，2018年7月，吴启权担任公司董事长，2018年10月，长园集团收到上交所的二次问询函，10月29日长园集团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聘请律师全面调查，先后聘请了金杜律师事务所和隋淑静任职的德恒律师事务所对智能工厂项目开展调查。2018年11月13日，吴启权、高飞到上交所报告了公司调查长园和鹰涉嫌业绩造假的情况，11月15日，吴启权、许兰杭、高飞向深圳证监局汇报了长园和鹰涉嫌业绩造假的情况。2018年12月，公司更换审计机构，聘请上会会计师进行审计，对长园和鹰业绩进行调查，12月25日回复了上交所的二次问询，进行风险提示。2019年1月3日，长园集团就长园和鹰可能涉嫌业务造假向深圳证监局递交了《举报函》。 隋淑静方在交换证据阶段展示过自己履职过程中没有跟长园和鹰及其子公司、孙公司有直接接触，正常逻辑可推断，在长园和鹰业绩造假期间，隋淑静也没有分管长园和鹰，那么，对比吴启权的情况，隋淑静没有直接被免责，可能就在于她没有立功表现。 但隋淑静并不认为长园集团是主动、及时向监管部门举报造假。她认为，2018年长园集团半年报披露后，上交所已经注意到长园和鹰存在财务异常，下发了两次问询函。更为重要的是，隋淑静方认为长园集团及其管理层参与甚至主导了长园和鹰的业绩造假。对于隋淑静方主张长园集团及其管理层参与甚至主导长园和鹰的业绩造假，深圳证监局诉讼代理人在法庭现场回应表示，在深圳证监局的调查中，没有证据和事实足以认定这一点，如果原告有证据，欢迎向深圳证监局举报。 上交所于2020年12月出具的〔2020〕120 号纪律处分决定书，也让隋淑静方认为吴启权应该被处罚。〔2020〕120 号纪律处分决定书认定相关责任人在长园集团信披违规问题上的责任，吴启权没有被免责。 对此，深圳证监局工作人员在沟通中回应本报记者称，上交所的纪律处分决定书公告时间晚于深圳证监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但两者在对长园和鹰存在问题的责任认定上是一致的，上交所也没有认定吴启权分管长园和鹰或参与造假。 该名深圳证监局工作人员强调，要看清楚吴启权因何而被上交所处分，其同时强调，上交所和深圳证监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机构，两者的管辖范围、调查范围是不一样的，深圳证监局是行政监管，上交所是自律监管，违法行为和违规行为的性质也不同。 上交所〔2020〕120 号纪律处分决定书称，“公司时任董事长吴启权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对相关收购风险揭示不充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子公司关联交易未披露、收入确认政策变更未披露等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上交所同时称：“经核实，公司因子公司业绩造假及会计差错，导致2016年度、2017年度财务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吴启权在公司前述违规事项期间担任公司董事，对收购长园和鹰、中锂新材事项风险提示不充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负有责任。而自 2018 年7月担任董事长后，吴启权就长园和鹰业绩造假事项积极开展自查，完善公司内部控制，采取了适当措施，在公司向监管机构主动报告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对相关情况予以酌情考虑。但吴启权还需同时对子公司多项关联交易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收入确认政策变更未披露等违规行为责任，其酌情考虑情节不足以免除其违规责任。” 在深圳证监局出具的〔202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也没有处罚时任长园集团独立董事的三名人员，独立董事也在长园集团2016年和2017年年报上签字，该三名人员兼任长园集团审计委员会委员。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的独立董事没有被处罚，而兼任战略委员会委员的隋淑静却被处罚了，这也是隋淑静认为深圳证监局做出的行政处罚不够公平的一点理由。 而关于审计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的不同职责，记者通过查阅公开信息获知：审计委员会的职责主要包括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调查及处理系统内部各种涉及经济问题的检举信件等；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则是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具体包括——对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经营目标、发展方针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对公司涉及产品战略、市场战略、营销战略、研发战略、人才战略等经营战略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对公司重大战略性投资、融资方案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对公司重大资本运作、资产经营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等。 隋淑静认为，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治理层面，拥有证监会赋予的特别职权，按照权责一致原则，独立董事应该承担比她更大的责任。 对于为何没有处罚三名独立董事，深圳证监局相关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对于长园集团信披违法事项的处罚，深圳证监局量罚标准是统一的，处罚谁、不处罚谁、为何罚到处罚决定书上的程度，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但这些理由和证据到庭审现场才能展示。 隋淑静是否应该不罚？ 尽管在该行政诉讼案件中，隋淑静提出了长园集团及其管理层参与造假、应该处罚吴启权的观点，但与其自身利害关系最密切的观点依然是，深圳证监局不应该处罚她自己。 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第十五条写明：“发生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对负有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和公平义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视情形认定其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但其能够证明已尽忠实、勤勉义务，没有过错的除外。” 紧接着第十六条则写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员可以提交公司章程，载明职责分工和职责履行情况的材料，相关会议纪要或者会议记录以及其他证据来证明自身没有过错。” 对于存在信披违法的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士来说，一旦自己进入了处罚名单，想要免责，一个重要的自救措施是向证券监管部门证明自己勤勉尽责。于是，在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隋淑静就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勤勉尽责，提交了相当多的资料，包括她在董事会的履职情况，时任长园集团董秘倪昭华、时任长园集团监事会主席及长园和鹰财务总监的史忻和吴启权给她出具的证言，在董事会上对收购中锂新材控股权议案投出反对票等。但深圳证监局最终没有采纳隋淑静的意见。 对于为何不采纳隋淑静证明自己勤勉尽责的资料，深圳证监局工作人员在跟本报记者的沟通中称，不能看她交了多少材料，要看她的材料讲了什么。 该名深圳证监局工作人员举了个例子：假设就读清华北大的要求就是高考考得好，你可以说，虽然我高考考砸了，但是我平时成绩很好、在其他考试上考得很好，我依然能上清华北大吗？ 那么，在信披违法案件中，董监高人士要做到何种程度才算成功证明自己勤勉尽责？是证明自己平时在履职中很努力、很认真即可，还是一定要发现违法事项或者对违法事项涉及的议案投出过反对票、弃权票呢？ 就此，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告诉本报记者称，董事要证明自己勤勉尽责，除开看其是否依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文件，按照规则行使了董事应承担的责任，还要看其对违法违规事项是否知情、是否参与、是否提出了异议，是否有会议纪要或者证据证明其提出了异议。 本报记者查询过往信披违法事项中对外部董事的处罚情况，发现其实有人曾经成功让中国证监会撤销对自己的处罚——中国证监会出具的[200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就曾撤销时任九发股份（600180.SH，现已更名为瑞茂通）原副董事长李廷芳的3万元处罚和警告。 九发股份在2015年和2016年的定期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李廷芳在行政处罚决定书出来前申辩过自己是迫于压力才在相关定期报告签字，甚至没有在公司领取薪酬，但他没有因此而免责，监管部门认为其履行职务时没有保持独立，违反了董事对公司的忠实勤勉义务，他受到的处罚力度跟隋淑静是一样的，被罚3万元且被警告。 到了行政复议阶段，李廷芳提交证据称自己是上市公司的外部董事，没有参与具体的经营活动，不知悉上市公司的信披违法行为，对2005年年报提出过多次质疑等。中国证监会审查查明，李廷芳确实是外部董事，没有在上市公司分管具体事务，未发现他知悉或参与上市公司信披违法行为且在审议2005年年报的董事会决议中提出过质疑、对2005年中报的审议投了弃权票。中国证监会认为他“在审议2005年中报和年报中均提出过质疑，履职期间有勤勉尽责的情节。另外，与其他同期任职董事相比，申请人（指李廷芳）签字通过的相关定期报告明显较少。以上可以作为减免责任的理由予以考虑。申请人提出的其他个人免责的理由，本会不予采纳。”最终，中国证监会撤销了对李廷芳的3万元处罚和警告。 回看李廷芳的案例，中国证监会对于勤勉尽责的认定相对明确——九发股份的2015年中报 和年报存在问题，李廷芳对这两份报告提出过质疑，有勤勉尽责情节。 但隋淑静方并不认为在长园集团的信披违法事项中，对长园集团2016年、2017年年报提出过质疑或者投出弃权票，才算履职期间勤勉尽责。至于法院最终如何确定达到勤勉尽责的标准以及隋淑静是否已经算勤勉尽责，还有待案件的进一步审理。 隋淑静质疑深圳证监局对其个人处罚的合法性的另一重要理由是，深圳证监局调查长园集团信披违法事项的《调查终结报告》曾认为她勤勉尽责，建议不处罚。也正是因为《调查终结报告》建议不处罚的一些人员最终被处罚了，让隋淑静方代理律师认为，难免让人怀疑背后存在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面对这一问题，深圳证监局工作人员在沟通中向本报记者称，深圳证监局的执法过程是查审分离，《调查终结报告》只是执法过程中的一个过程文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在《调查终结报告》之后，肯定有证据推翻了《调查终结报告》中对隋淑静的处理建议。而当本报记者追问是何证据，该工作人员称，这一点肯定会是庭审上的一大辩论点，只能在庭审现场摆证据。 长园集团及其管理层是否参与了造假？ 在8月31日的交换证据阶段，隋淑静方一直坚定认为长园集团及其管理层参与了长园和鹰的造假，且是长园集团下指令，长园和鹰执行。 隋淑静方在法庭现场介绍称，深圳证监局的执法记录显示，深圳证监局查到长园集团在2017年针对长园和鹰和和鹰设备出具过两份内审报告。内审报告指出这两家公司的内控缺陷，其中指出的长园和鹰在业务流程上的缺陷跟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认定的长园和鹰存在的违法事项相似。因此，隋淑静方认为长园集团及其管理层早就知道长园和鹰存在财务造假却放任，她在长园集团任职期间并没有看到内审报告的内容，是被长园集团管理层蒙蔽。 而深圳证监局方则在法庭现场表示，深圳证监局调查了内审报告的流转记录及讨论的会议纪要，根据在案证据掌握到的情况不能认定长园集团与长园和鹰共谋造假。 对于内审报告，深圳证监局工作人员在与记者的沟通中称：“你可以问问隋律师，对内审报告知情的人罚到了什么程度。” 隋淑静方在法庭现场提供的其它认为长园集团管理层指令长园和鹰财务造假的理由是，深圳证监局查到，有邮件证明，2017年长园集团员工建议长园和鹰员工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而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长园和鹰存在的第九至第十一项违法事项，就是长园和鹰在一些建造合同结果不能可靠估计、不应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的情况下，采用了“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 对于隋淑静方在交换证据阶段指出的深圳证监局查到的这些细节，是否可以作为推断长园集团及管理层参与造假且是造假行为的引导者，还有待法庭的进一步审理。不过，在8月31日的交换证据阶段，长园集团的诉讼代理人发言否认长园集团是造假行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称长园集团也是造假行为的受害者。 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其他争议点，例如说，深圳证监局对于长园集团信披违法问题是否存在认定遗漏，跟以上三大争议点一样，也全部有待法庭的进一步审理。 本报对该案将持续关注。

9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副防卫大臣中山泰秀称，台湾与日本的距离非常近，就像鼻尖到嘴巴，所以日本会把台湾的和平稳定当作自己的事，不可能当做别人的事，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你提到的日本政客的涉台言论是极其荒谬的，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们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就把地理邻近作为一个主要借口。在21世纪的今天，日本竟然还有一股势力鼓吹这一逻辑，这是十分危险的动向。我们要对此表示高度警惕，尤其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罪责，更应谨言慎行，日方应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我要再次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澎湃新闻高级记者 于潇清 记者 刘栋） 责编：张婧妍

中新网9月9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9日答记者问表示，我们一贯积极支持两岸文化领域交流合作，热忱欢迎台湾演艺人员在大陆发展。岛内一些政治势力和不良媒体别有用心，蓄意制造事端，企图通过干扰阻挠台湾艺人在大陆发展，破坏两岸人文交流氛围，挑拨两岸同胞对立，恶化两岸关系。 有记者提问称，针对台湾艺人张钧甯近日被大陆网友质疑“台独”，蔡英文称，“因为言论不合自己的意思就封杀、剥夺工作权，这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也更凸显了两岸在‘民主’和‘威权’两种价值上的差异。”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有关言论纯属蓄意污蔑、转移焦点。 朱凤莲说，我们一贯积极支持两岸文化领域交流合作，热忱欢迎台湾演艺人员在大陆发展。越来越多台湾艺人已经并正在参与两岸影视创作和综艺节目，带来许多受两岸观众欢迎的作品和节目。 她强调，岛内一些政治势力和不良媒体别有用心，蓄意制造事端，企图通过干扰阻挠台湾艺人在大陆发展，破坏两岸人文交流氛围，挑拨两岸同胞对立，恶化两岸关系。希望两岸同胞擦亮眼睛，更精准地辨识和反对离间两岸同胞感情的恶劣行为。 责编：张婧妍

有媒体提问，有消息称，民进党当局8日发布的“双十”活动有关图片标注“ TAIWAN NATIONAL DAY 2021”(“台湾国庆日2021”)字样。对此有何评论？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日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近来频频上演夹带“一中一台”私货的政治闹剧，在谋“独”挑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搞这种偷偷摸摸的政治小动作，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只会危害台海和平稳定，损害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任何“台独”图谋都不可能得逞，只会遭到彻底粉碎。（国台办发布） 责编：张婧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