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打趣，特斯拉国产化带来的「鲶鱼效应」已经朝着「鲨鱼」进化。 不久前，特斯拉 Model 3 标准续航升级版再度降价，下调 1.5 万元，调整后的价格为 23.59 万元（补贴后起售价）。相比两年前，国产 Model 3 正式开卖的 35.58 万元售价近乎腰斩。 去年，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看到 Model 3 在一线城市持续攀升的销量，对特斯拉对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搅动，曾用「灭顶之灾」来形容。 特斯拉每一次大降价，总有特斯拉车主聚集在门店拉横幅要维权；新用户也将会不会降价作为购车的一大考量，自嘲「都不容易。」 相比于友商，特斯拉电动车能「一降再降」的原因是什么，其背后的逻辑又是怎样的？ 一再降价，为什么？ 资本市场对于特斯拉态度的转变来自 2018 年，特斯拉走出「产能地狱」，交付不断创新高，实现持续盈利，股价也跟着起飞。对于每一家车企来说，产能是活下去的资本，销量是终极目标。 国产 Model Y 上市被认为是特斯拉发力中国 SUV 市场，补齐产品线的一个动作。据 CIC 报告，从 2016 年到 2019 年，中国 SUV 销量以 1.5％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渗透率从 38.9％增加到 45.4％。从 2020 年到 2024 年预计将以 3.9％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 2024 年将达到 49.2％的渗透率。 今年以来，Model 3 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并不稳定。根据乘联会数据，4 月的月销售量（交付量）6438 辆，与 3 月相比，下降了 74%。对此「惨淡」的销量，李想认为这是产线调整的影响，「下个月 Y 又是第一了。」 如其所料，Model Y 在 5 月销量为 12728 辆（位于第二，领先 Model 3）。换言之，特斯拉试图将 Model Y 打造成 Model 3 之后的另一个「爆款」。 2021 年开年，国产 Model Y 更是开售就降。国产 Model Y 长续航版起售价为 33.99 万元，Model Y Performance 高性能版起售价为 36.99 万元，分别比早前公布的 48.8 万元和 53.5 万元下调 14.81 万元、16.51 万元。价格优势吸引下，Model Y 销量增长迅速。数据显示，特斯拉用了 5 个月在中国市场销售 34557 辆 Model Y，这一数字超过 Model 3 的 3.08 万。 令人意外的是，特斯拉 7 月在中国销量降至 8621 辆，其中 Model 3 6477 辆，Model Y 2144 辆。较 6 月份下跌近 70%。单单从这一数据，是否意味着特斯拉正在失去中国这个最大市场？ 答案不然。 对于这个数据，马斯克在 Twitter 上说，这个季度前半季为出口努力，后半季为本土市场（中国）努力，当然也受到芯片供应链限制的影响。 根据乘联会数据，7 月上海工厂出口量突破 2 万辆，环比增长 385%。算上出口量，由中国制造的特斯拉整体销量与上月无差。特斯拉曾在今年 Q2 电话会上表示，美国市场需求强劲，考虑全球平均成本优化，上海工厂已经成为主要汽车出口中心。此外欧洲市场需求超出供应水平，但在柏林工厂投产之前，会扩大向欧洲出口规模。 7 月 8 日，国产 Model Y 标准续航版开启预定，起售价为 27.6 万元。随着 8 月、9 月开始交付，Model Y 在国内的销量或将迎来反弹。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在采访中表示，「无论是降价还是推出低价车型，特斯拉必然是要将国产车型的价格降到 30 万元内，因为这样才能享有补贴，吸引消费者购买，最后都是为了冲量。这已经是特斯拉的常用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反观国内新造车企业，7 月小鹏和理想刷新各自的月交付记录，均首次突破 8000 辆。新造车厂商表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逐渐缩小与特斯拉的差距，后者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 埃隆·马斯克曾在 2020 年 Q2 电话会上说，「特斯拉价格还不够亲民，想让更多人享受科技带来的福利。」通过降低单车利润，提高出货量，基于庞大的用户基数，特斯拉后续可以在软件和服务上探索更多可能性。 比如知名分析师、Loup Ventures 联合创始人人吉恩·蒙斯特认为，十年之后，FSD（完全自动驾驶）每年带来的营业利润将超过 1000 亿美元，光是这项服务的市场价值就将达到 8500 亿美元。同时更多用户提供更多测试数据，数据通过计算转化成为对车辆的决策和控制，进一步完善 FSD。 「第一性原理」的践行者 拿国产 Model Y 来说，甚至出现车还没交付就已降价的现象。在正常的交易逻辑里，供过于求才会降价。对此，蔚来汽车 CEO 李斌曾表示，特斯拉是按照成本定价，成本下来就降价了。 电动化导致汽车成本发生重构。纯电车成本结构中，电池成本最高占到 38%。Model Y 标续版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和单电机，长续航版 Model Y 搭载的是 LG 提供的三元锂电池和双电机。 磷酸铁锂电池在成本上比三元锂电池低 20% 左右。Model 3 在去年 10 月的那次降价主要也是因为车内电池由三元锂换成了磷酸铁锂。 特斯拉上海工厂航拍 | 视觉中国 另外，国产特斯拉降价也是零部件国产化的过程。根据平安证券在去年 10 月份的报告，Model 3 的国产化率接近 70%，国产化率较高的部分主要集中在车身底盘、内外饰等传统零部件以及汽车电子中的硬件部分。 过去一年，特斯拉在电机、电控等核心零件进行了国产化。零部件降价给 Model 3 带来 1.5 万的降价空间。平安证券曾经预计，不同版本的 Model 3 在实现 100% 国产化后会比美版的成本低 23%-29%。 上述分析师吉恩·蒙斯特也认为，在中国制造一辆电动车的成本是特斯拉平均成本的 1/3，当前 Model 3 标续版的物料成本价仅为 13 万元，再加上 6 万元的结构成本，Model 3 的总成本仅为 19 万左右，这意味着国产特斯拉仍有下调空间。「特斯拉未来十年在中国的价格都将比世界其他地区低。」 这也意味着特斯拉降价能力的背后，核心是成本控制。特斯拉在成本控制方面确实有自己的一套。比如工厂自动化程度高，源于马斯克对于工厂的理解是「生产机器的机器」。 相比 Model 3 价格「阶梯式」下降，Model Y 被认为很有可能一步到位，据悉 Model Y 与 Model 3 已实现了零部件上的共享，共享率达到了 75%。也就是说，Model Y 生产伊始，零部件的国产化程度就高，整车降价空间也多。 特斯拉正将中国供应链的红利最大化。出口是一个表现。另外反映在财报中，带动公司整体毛利上涨。Q2 财报显示，特斯拉总毛利为 24.1%，去年同期为 21.0%；汽车业务毛利为 28.4%，去年同期为 25.4%，环比 Q1 的 26.5% 也有上升。 当前特斯拉凭借国产 Model 3 和 Model Y 两款车型，切入 20-40 万元的乘用车市场。去年，李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毫无疑问，国产 Model Y 将与蔚来旗下的 ES6 和 EC6 直接竞争。」 与 Model 3 一样，Model Y 也形成了不同价位的产品矩阵，在一些行业人士看来，Model Y 也将冲击包括燃油车在内的整个汽车市场。 比如年初 Model Y 降价时，崔东树认为，特斯拉 Model Y 与奥迪 Q5、奔驰 GLC、宝马 X3 的竞争关系会有明显的变化，Model Y 的价格相对具有一定的优势，会吸引更多的豪华车消费群体。有分析师认为，Model Y 标续版降价 7 万（对比长续航版），甚至会对十几万的油车造成冲击。 特斯拉对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掠夺和对燃油车市场池水的搅动，是过去几年在产能上的积累，技术能力上的完善，以及品牌影响力扩大的「外化表现」。 维持特斯拉运转的核心是销量，如何加强供应链带来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进而创造降价空间覆盖到更广的人群，也许是解决那个核心问题的最优路径。这也是马斯克坚持的「第一性原理」，在这个全球最知名电动车品牌上的体现。 责任编辑 靖宇

据外媒报道，英特尔公司（Intel Corp.）在周五提交给监管机构的一份文件中显示，它持有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的少量股份。 这家科技巨头和芯片制造商在一份13F文件中表示，截至6月30日，英特尔公司持有3014股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的A类股票。 按照美股周五收盘价格，CoinBase的股价为261.25美元。如此算来，英特尔公司持有CoinBase的股票价值为787407.5美元。 据悉，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Coinbase于4月14日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它也成为第一个上市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平台产品包括比特币、以太坊、币安币和狗狗币等。 上市之处，Coinbase的股价飙升超过了250美元的参考价，达到429美元的高点，但随后又一路下跌，收于328.28美元，使Coinbase的估值达到858亿美元。 按照Coinbase目前261.25美元的股价，其总市值为545.13亿美元。而在本周早些时候，该公司公布的第二季度盈利和收入均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

作者 | 行者 编辑 | 蛋总 出品 | 子弹财经 号称“自动驾驶第一股”的图森未来，在8月5日发布了2021年第二季度财报。 这是其上市后发布的第一份财务报告，也是资本市场考验图森未来发展前景的一个重要依据。 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30日，图森未来拥有现金和现金等价物14.9亿美元，其中通过IPO筹集的资金即超过10亿美元，远高于去年同期的2157.5万美元。 这给了一些投资人信心，其中美国股市的ARK基金连续4个交易日买入图森未来，似乎显示着美国投资人对图森未来的前景极度看好。 关键就在一个月前的7月7日，北京图灵智卡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这意味着图森未来在国内的造车项目正式启动。 因为在美国已经有了几千公里的运营经验，图森未来在国内造车项目一经公布，就引发了很多媒体和行业人士的关注，甚至有人认为在卡车领域的自动驾驶，图森未来是离成功最近的那一个。 然而，随着最新的中报发出之后，很多细节的披露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图森未来似乎不太像一个成熟的公司。 1、看似利好实则利空的财报 财报数据显示，图森未来在2021年第二季度实现营收148.2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463%；今年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242.6万美元，同比增长365%。 对于这些亮眼的数据表现，图森未来认为主要是自营车队和合作伙伴车队的商业利用率显著提升带来的结果。 此外，不出意料的是图森未来的亏损额进一步扩大。 财报数据显示，其2021年六个月运营亏损5.06亿美元，而上年同期运营亏损为5384.5万美元；净亏损则达到5.02亿美元，远超去年同期。 在带来亏损的原因中，除了运营规模增大导致的相关成本上升外，图森未来的研发费用、营销费用、一般及行政费用均有上涨。 其中，研发费用同比增长245%至7589.1万美元，营销费用同比增长328%至104.1万美元，而一般及行政费用同比增长715%至4242.5万美元。 对此，图森未来表示，通过加快研发方面的投入，有助于扩大公司在L4级自动驾驶卡车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目前，公司研发团队总人数超过千人，环比增长23%，占到总人数的八成以上。 而在投资人都关心的具体运营数据方面，截止2021年6月30日，图森未来在全球拥有约70辆自动驾驶卡车；累计道路驾驶里程达到460万英里，环比增长26%，相比去年同期已有约三倍的增长，其中营运里程达到88万英里，是去年同期水平的4倍；公开专利数为318个，环比增长14%。 （图 / 图森未来官网） 在整个财报的最后，图森未来对2021年的业绩进行了展望，预计全年实现营收500万到700万美元，会逐渐搭建起自身产品的框架，为接下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然而，在财报发出后，资本市场的反应有别于以往中概股发布利好财报后的反应。截止8月12日收盘，图森未来的股价约为32.46美元/股，较早前IPO发行价跌幅为22.25%，较今年6月30日79.84美元/股的累计跌幅为59.87%。 这也意味着，图森未来的股价在过去1个多月的时间内已然“腰斩”。 与之对应的是，图森未来的市值也从约167亿美元的高位跌至67亿美元上下，相对减值约100亿美元。其中，图森未来创始人、董事长陈默持有7.6%的A类普通股，身价相对缩水7.6亿美元左右。 那么，为何资本市场不再看好图森未来？它的商业模式到底有没有发展潜力？ 2、看不出前景的模式 由于图森未来只是把很小一部分股票放到市场上交易，因此只要有一些内部人士和机构的小规模买入，就能把其股价推高。 “从上市到现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图森未来的股价跌了超过50%，这也就意味着这家公司很多传统的投资人已经在大肆地抛售股票。”香港知名投行分析师林曦对「子弹财经」表示，这种行为背后一定是股东资金的大量出逃。 “当然，这种表现也已经引发了美国几家做空机构的关注。”林曦认为，凡是不正常的交易都会被很多股市有心人看到眼中，而在美国这种允许做空的市场里，这就成为做空机构很好的“靶子”。 “当下图森未来股票腰斩的背后，到底有没有做空机构推动的影子，这真不好说。我个人感觉在图森未来的中报发布后，原有股东抛售的倾向愈加明显，原因就在于，经过半年的培育和发展，图森未来当下的业务依然没有很成型的模式。”林曦补充道。 首先，虽然图森未来的收入突破了去年52万美元的限额，半年达到了242.6万美元，但为了实现这242.6万美元的收入，这家公司投入的营收成本，也就是单独为实现这些收入所支付的成本，超过522万美元。 这意味着这家公司几乎要支出1.9美金的成本，换回1美金的收入。这能看出图森未来在邀请客户支付现金使用其自动驾驶技术时，还要向客户提供大量的补贴，这在正常的商业世界中是无法想象的。 毕竟这种“赔钱赚吆喝”的行为，只有在特定的商业需求下才会出现，比如为了上市而冲击营销收入，或者为了融资而做好看的财务报表等等。 但这不是常态，也不可能引发投资人对一家公司发展前景的畅想和确认。 其次，图森未来从上市至今一直大力宣传的、号称“颠覆整个运输行业”的“AFN运营网络”其实并没有成熟。 根据之前图森未来的宣传以及上市IPO文件显示的信息，这个将卡车生产商、物流商、货主以及一切参与物流行为的从业者都聚集在一起，利用图森未来自动驾驶技术所串联的商业网络，是图森未来在长途货运领域推崇的下一代商业模式。 据「子弹财经」观察，从上市IPO申请书开始，图森未来就不断地强调，这个网络已经成型并且成熟，而且有很多知名的公司加入其中。 然而，在最新中报的最后注释中，图森未来自己承认，目前这个网络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业务和商业行为发生。 这就显得异常尴尬。 第三，基于AFN无人驾驶货运网络，图森未来设计了两个盈利模式。第一类为承运人通过购买图森与OEM厂商合作打造的L4无人驾驶重卡，并按照一定的费用订阅服务，包括自动驾驶软件、无人驾驶运营监控系统、高清地图支持和服务保修等功能。第二类为图森未来运营自有的无人驾驶车队，为物流企业客户提供运力服务。 问题是，被图森未来寄以厚望的第一类服务，目前也只是一个想法，因为正式的L4自动驾驶无人重卡要在2024年才可能下线交付使用。 而第二种运营车队的情况，目前图森未来所有的500多万美金收入，都是从这种模式上获取，但根据相应的数据推算，图森未来的卡车数量并不多，将来所能拓展的运输收入水平也不高。 财报数据显示，图森未来在2021年截止6月30日之前为自有卡车投入的资金，大概在1367万美金左右，根据12万到15万美金标准重卡的价格，图森未来差不多拥有70-80辆的自营卡车。 图森未来也承认自己向其他卡车公司租赁卡车提供短途运输业务，但根据现有的财务数据可以推算，这部分的规模也并不大。 那么，这种水平在美国卡车运输市场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全美最大的卡车租赁公司Ryder，其核心业务就是自营车队帮助客户运输相应产品，与图森未来现在的自有车队业务重合。根据不完全统计的数据显示，Ryder在全美的运输车队重型卡车超过24万辆，专职司机超过8100名。 “所以，现在图森未来的商业模式，在所有投资人眼中几乎不值一提。”林曦对「子弹财经」坦言，在他看来，图森未来股价还有下降的空间，“因为一家连商业模式都谈不上稳定和可持续的公司，股市的投资者不会给它太多的关注。” 3、确认不了的技术 事实上，图森未来一直以来引人骄傲的，就是其宣称已经正式使用的卡车自动驾驶技术。甚至这次中报发出之后，这家公司还曾表示因增加近1000人的技术研发团队，才使得研发费用高涨，这也是造成亏损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若仔细分析图森未来的财报就能看到，关于这家公司的技术合理性和发展潜力，目前可能还让外界有所质疑。 一方面，图森未来在后面财报注释中明确承认，自身技术的核心是来自于开源软件和平台，绝大多数的算法也是依据于这些软件和平台的案例，以及之前在深度学习中AI系统所产生的内容而来。 虽然图森未来并没有公布自身所使用的开源平台和软件到底有哪些，但整个行业内无外乎就是百度的阿波罗、以及谷歌和微软相应的自动驾驶开源平台。 因此，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卡车自动驾驶技术，到底有多少是图森未来自己的技术，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认的是，图森未来的自动驾驶技术之中算法是最核心的，开源平台带来的深度学习能力，是以其为基础。 另一方面，图森未来看中的L4自动驾驶卡车，目前还是一个存活在纸面上的东西，关键它并没有造车的相应技术和工具，只能过度依赖合作伙伴。 据了解，图森未来挑选的是美国三大卡车巨头之一、现在已经被大众收购的Navistar来帮其生产L4自动驾驶重型卡车。有意思的是，最新财报显示双方虽然宣称是“合作开发”，但实际上研发费用都由图森未来自己承担。 数据显示，为了这款车的研发制造，图森未来要在12个月内向Navistar支付1000万美金的研发费用，截止6月30日，图森未来已经支付了800万美金。 这看起来不像是与重型卡车公司共同研发新型卡车，反而像从这家重型卡车公司订购相应规格新型卡车的合作。 这也就意味着图森未来与Navistar合作中间的独立性比较差，同时也让资本方对其将来出售这款卡车所获得收益分成方面的比例表示怀疑。 值得一提的是，财报数据中显示出一些细节，也可以跟资本方的怀疑相互印证。 图森未来表示，目前这款L4级别自动驾驶卡车已经预定出超过6500辆。当然，它也在风险中提示，这些订单有可能随时取消。但问题是，预定款项并没有出现在图森未来财务报表收入任何一栏中。 这很可能意味着，车辆的制造和预定全都是由Navistar负责，图森未来或许只在未来可以形成的销售中获取少部分的分成。 但从这个角度说，这辆寄托了图森未来很大期望的自动驾驶卡车，到底有多少技术属于图森未来，还是一个未知数。 4、不该上市的企业？ “当下，很多华尔街投行对这家企业并不看好。”美国瑞银的分析师Tom Lee对「子弹财经」表示，现在通过财报能看出这家公司是一个极其早期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模型，离真正能在市场中得到检验还差得很远。 在他看来，这种公司本不应该匆忙上市，“应该继续磨练技术和寻找商业模式，最起码让商业模式固化并真正产生效益之后，再从资本市场融资比较合适。” 通过他的介绍我们发现，在2019年WeWork上市遇阻事件发生之后，华尔街对新兴科技企业有了重新的定义，而这种逐渐被投行广泛认同的趋势出现，已经让投资人对科技独角兽的认知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9年9月，华尔街著名分析师Ben Thompson在其官方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当前资本市场转变发生的原因和已经出现的苗头。 在他的文中指出，华尔街其实已经受够了那些看起来光鲜亮丽、商业模式都“牛出天际”、但在经营中却亏到底的“独角兽公司”。他认为WeWork的事件表明，整个资本市场已经转变了对于这样企业的认知。最起码，以往那些胡乱给企业打上“独角兽”标签的投资人，现在在国际资本市场没有了声音。 这篇文章在业内的影响很大，如今在投行眼中，不管是新经济还是旧模式，能盈利的就是好公司，而能稳定盈利的就是好模式。因此，很多华尔街投行看上市公司时，开始将“盈利指标”而不是“收入指标”作为评估一家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 （图 / 摄图网，基于VRF协议） 此外，投行对于一家企业是否为“新经济企业”的判断也越来越严苛。这说明，国际投资市场已经对那些业务模式看起来很美好、收入在不断增长但亏损也在不断增加的企业，感到了厌烦。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一家企业的健康生存是跟它的盈利水平相关。挣不到钱的企业，本身就有不健康的地方——要么是管理机制，要么就是运营模式。 “资本市场风向的变化，与其说是改变不如说是回归到对于一个企业判断的基本常识。”Tom Lee对「子弹财经」表示，他认为图森未来这样的公司，现在股价腰斩市值下降100亿美元，背后就是华尔街独角兽概念的变化所引发的。 换个角度来看，这对图森未来的生存发展也是有好处的，毕竟资本市场给出的真实反馈，也能帮助企业认清商业模式和运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尽早找到破解方案，这样图森未来才可能拥有更光明的未来。 *文中题图来自：摄图网，基于VRF协议。

Paytm庆祝会（2019年），中间两位为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Paytm创始人维贾伊 与蚂蚁集团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印度版支付宝”Paytm，迈出了上市脚步。 印度证监会官网最近披露的Paytm招股书显示，Paytm拟筹资1660亿卢比（约144亿人民币、22.3 亿美元），包括发行价值830亿卢比的新股，以及830亿卢比的销售要约。 这一规模IPO，将使 “印度版支付宝” 成为印度的第三大上市公司，仅次于2010年上市的国有矿业公司印度煤炭（Coal India）和2008年上市的信实电力（Reliance Power）。 和在中国的同行支付宝一样，Paytm在印度拥有广泛的用户群体。招股书提到，截至2021年3月，Paytm已有3.33亿注册用户，覆盖2100万商户——当前印度网民有近7亿，相当于一半印度网民是Paytm用户。从用户量来看，Paytm已经成为印度第一、全球第三大电子钱包。 不过与支付宝此前招股书中的亮眼数据相比，Paytm的业绩表现则显得逊色：成立近10年，Paytm 仍未实现盈利。 蚂蚁集团间接持股29.6%，系Paytm最大的股东；阿里巴巴间接持股7.2%， Paytm股东背景可谓华丽，伯克希尔哈撒韦以及软银都在股东之列，蚂蚁集团持有该公司近30%股份，是其最大股东，阿里巴巴间接持股7.2%。 事实上从2015年左右开始，蚂蚁集团就开始在海外布局支付业务，投资当地支付公司以帮助本土企业打造“支付宝”，足迹广至印度、泰国、孟加拉、韩国、缅甸、巴西等地，印度的Paytm是其中第一家迈出上市脚步的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Paytm母公司总共7个董事会席位中曾有多达四名阿里系华人董事，都在提交招股书前火速退出了这家印度独角兽的董事会。 有海外投行人士告诉钛媒体APP，通常情况下印度上市公司的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能超过25%。因此，蚂蚁集团很可能需要在IPO前和IPO过程中减至少5%的股份。 坎坷的崛起之路 与支付宝相比，Paytm成长过程却要坎坷得多。 一个核心原因是，印度的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长期以来堪称落后。截至2015年4月，印度能够使用宽带服务的人数也不过1亿，那时4G网络甚至还未大范围普及。 据世界银行2016年的数据，当时该国近一半人口没有银行账户（47%），很多二三线城市连银行都没有。在银行和信用卡普及率极低的背景下，货到付款是印度网购的主要支付模式。 彼时，印度电商巨头Flipkart在大城市的交易中的72%，是通过货到付款完成的，而在二线城市，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0%。 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初期的Paytm使劲浑身解数推广，也难以复制中国式移动支付的成功。比如，2014年，Paytm与优步（Uber）合作，虽然其知名度获得提升，但其用户数始终不多。截至2015年，Paytm的注册用户也不过2500万人。 转折点发生印度总理莫迪推出“数字印度”计划之后。莫迪号召国民，“学习电子经济如何运作，学习使用电子银行和银行账户的不同方式，学习不同银行App的有效使用，学习如何在无现金的情况下经营生意。”此外，他还表示印度将建立“无现金社会”。 2016年，莫迪政府宣称为了“打击腐败、断绝恐怖团体资金链和假币流通渠道”，发布废钞令——宣布废除民间大多数500及1000卢比面额的纸钞。 废钞令生效后，Paytm就宣布创下单日交易次数记录，应用下载量成长超千倍，每人平均交易次数也暴增。注册用户在四个月里就增至1.22亿。 来源：Paytm招股书 同一时期，Paytm收获了来自阿里巴巴集团及蚂蚁集团的连续两轮投资，一跃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当时持股约40%。 “二维码支付”也被很快带到印度。Paytm在招股书提到，Paytm是为印度商户提供二维码支付的第一家公司。废钞令叠加二维码，让Paytm终于破圈，并且将线下扫码支付的优势保持至今。到2018年，Paytm用户达到了2.5亿。 2021财年，Paytm的整体支付交易量占据约四成份额，钱包支付的市场份额为65%至70%。 难以复制支付宝 Paytm与支付宝的渊源很早，Paytm母公司创始人维贾伊曾经讲述过与马云的故事： 2009年，维贾伊创立Paytm，刚开始这个软件主要只是用来为手机充值。2011年，维贾伊听了一场马云的演讲，受到他所讲的支付宝加淘宝的支付场景的启发。回到印度后，维贾伊开始在Paytm上打造类似的移动购物加线上支付的模式。 2014年10月，阿里上市不久，维贾伊专程来到杭州，见到了马云、张勇、彭蕾和井贤栋，讲述他的普惠金融愿景。阿里正筹划深入印度金融领域，当时已有2000万用户的Paytm已经是印度最大的移动支付平台。 很快，阿里连续两轮投资Paytm，成为其最大股东。 阿里选择通过投资的方式出海是可以理解的，与成立“中国独资公司”相比，前者获取相关金融牌照更加方便。 此后，阿里开始“手把手”地向Paytm提供经验指导。业内人士向钛媒体APP表示，阿里都会把Paytm的工程师专门接到杭州进行培训、指导。双方人员频繁往返于杭州和德里。Paytm几乎全盘采用和借鉴了支付宝的系统、架构和运营经验。 但与支付宝相比，Paytm有一大先天不足——缺一个淘宝。Paytm靠“充话费”起家，移动互联网兴起后，才开始寻找线下支付场景，但是缺少一个淘宝式的天然线上流量入口。 很快，2017年3月，阿里巴巴领投了Paytm旗下新电子商务部门的2亿美元融资。彼时甚至有市场传闻，阿里曾考虑完全收购该部门，成立“天猫印度站”。 Paytm的电商尝试“Paytm Mall”，确实是一个类似天猫商城的B2C电商平台，产品覆盖食品、服饰、家电等。不过，电商市场在印度早已经是红海市场。Paytm需要面对来势汹汹的亚马逊、沃尔玛的本地代理者Flipkart，以及信实集团旗下信实零售（Reliance Retail）。 结果来看，印度版天猫发展也并不顺利。2018财年，Paytm Mall亏损扩大至180亿卢比，市场份额却下降至了3%。此后，Paytm Mall开始了对零售业务的收缩。 在支付主业，Paytm的竞争压力也在加大，对手林立，包括沃尔玛旗下的PhonePe、谷歌支付、亚马逊支付，以及Facebook旗下的WhatsApp Pay等都在这些阶段涌入印度。 根据印度国家支付公司（NPCI）的数据，截止2021年6月，从交易总额维度来看，沃尔玛旗下的 PhonePe 在统一支付接口（UPI）生态系统中的市场份额为 47% ；Google Pay 占比 37.8%；Paytm 的市场份额仅为 7.42%——印度 UPI（统一支付界面）主要针对大额线上转账场景，而 Paytm 的优势场景则仅限线下扫码支付。 科技研究公司Counterpoint分析师表示，五年前，Paytm几乎统治了印度，但它现在的业绩却在下滑。现在它必须要抓住时机进行IPO，因为竞争正愈演愈烈，IPO可能会为它带来一定的竞争力。 paytm的营销投入远超竞品 华尔街投资机构海投全球创始人兼CEO王金龙Jerry向钛媒体APP表达了类似观点，“与支付宝相比，Paytm的根基太浅、缺少天然流量。之前的烧钱营销并未能带来业绩大幅提升，不得不削减营销投入降低支出，以此减少亏损。” 在他看来，“印度政府正在鼓励本国科技企业上市，加之全球流动性泛滥，正是Paytm的上市良机，因此它即使业绩下滑也要冲刺上市。” 招股书也证明了这一点，2018年一季度以来，Paytm的总收入已连续三年下滑；2021财年，营收同比下滑14.6%；同期归母净亏损为169.6亿卢比，约合14亿元人民币，亏损同比却收窄 40.3%。这正有赖于总费用支出的下滑——近三年以来，Paytm的营销及促销费用正以每年约60%的幅度逐年递减。 面临独立成长的挑战 阿里对于Paytm的倾心投入肉眼可见，但伴随着后者的上市步伐，阿里色彩将不得不逐步淡去。 从2015年到2019年，蚂蚁集团连续4次参与Paytm融资，成为其最大股东（持股29.2%），但受限于印度监管，蚂蚁集团很可能需要在IPO前和IPO过程中减至少5%的股份。 此外，上市前Paytm母公司总共7个董事会席位中曾有多达四名华人董事，分别是现任蚂蚁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井贤栋（中国籍）、阿里巴巴企业融资资深副总裁姚允仁（美国籍）、阿里系公司亚博科技投资及全球战略总裁程国明（中国籍）和阿里巴巴东南亚与印度战略投资负责人 Ting Hong Ho。 井贤栋甚至从2015年就开始任职，直至Paytm准备上市前夕。 招股书披露，以上四人均在提交招股书前火速退出了董事会。 提交招股书前夕，阿里系董事密集退出 与此同时，Paytm 董事会新增成员中仅有一位曾供职蚂蚁集团——“额外董事（Additional Director）”Douglas Lehman Feagin（美国籍），此前曾担任蚂蚁集团高级副总裁。公开资料显示， Douglas Feagin自2016年6月开始担任蚂蚁集团高级副总裁。在蚂蚁集团最新的管理层名单中，Douglas Feagin已经不在其中。 阿里与Paytm关系变化的转折点发生在2020年。当年5月，中印两国间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关系紧张，印度政府一度下架了数十个中国应用（包括支付宝在内），同时也对拥有中国背景资本的投资行为进行了诸多限制。印度社会甚至掀起了一轮反华浪潮。 王金龙Jerry认为，印度政府很可能私下向Paytm临时规定了某些隐形上市门槛，比如需要将具有阿里背景的董事全部清除出董事会。 在他看来，此前自身定位战略投资人的蚂蚁集团，将不得不以财务投资者的角色收场了。虽然在财务方面，蚂蚁在印度的投资已经非常成功，但其出海印度并且投入如此之巨的最初动力，恐怕也不仅仅是为了财务回报。 对于Paytm而言，失去董事会席位、股权缩减的阿里系，可能难以维持此前对其的全力投入，“印度版支付宝”需要面临一次独立成长的挑战。 巧合的是，除印度的Paytm之外，韩国最大的在线支付公司的Kakao Pay目前也处于上市进程中，蚂蚁持有其 45% 的股权。根据其此前递交的招股说明书，该公司原定于8月12日在韩国交易所上市，但在7月下旬临时被要求修改招股说明书，具体原因截止目前未公开。

作者|胡描 编辑|张超 黄光裕回归后的国美，正在全力搭建“流量”入口，力争重回“巅峰”之位。 赶在七夕到来之际，国美推出了一条全新的线上购物渠道——消费券集合平台国美“折上折App”。这也是继“真快乐”（前身：国美App）之后，国美在电商领域开辟的又一个重要入口。 几个月前，国美发布了一篇创始人黄光裕的讲话，无论是行业，还是媒体都记住了这样一句话——“力争用未来18个月的时间，使企业恢复原有的市场地位”。 回想2008年，黄光裕还是胡润百富榜上的中国首富，国美也以总营收458.89亿元，位居中国家电零售行业的“霸主”位置。 十二年过去，中国家电市场零售规模达到8333亿元，京东、苏宁易购、天猫分别占了28.7%，17.8%，13.6%的市场份额，而国美只有4.9%，早已没了“霸主”光环。 黄光裕想用18个月补上十二年的差距，尽管行业内外听之传之，但却几乎没有人相信。 黄光裕出狱后首次公开亮相 不仅如此，对于国美上市主体国美零售披露的用户数据，众多业内人士还提出了质疑。 财报披露，2021年一季度，“真快乐”GMV同比增长近4倍，App月活用户规模达4000万。而据BT财经报道，其他电商同行不屑地认为其“有水分”。且第三方数据平台披露的数据，也均与4000万月活有着较大差距。 原百度二把手、“真快乐”CEO向海龙，在国美任期不到一年便离开，也被许多行业人士认为是业绩不佳后的“引咎离职”。 显然，兑现“回归巅峰”的豪言壮语，解决连年亏损、负债高企的内忧，流量、用户、商家成为了国美必须争抢的资源。 国美似乎也意识到了打开“流量”入口的重要性，无论是4月份上线的家装平台“打扮家”，还是近期推出的消费券集合平台“折上折”，国美都没有掩盖自己的目的——引流。 只是，互联网流量“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线上红利微乎其微，国美早已丢失了与电商“巨头”们硬刚的实力。 18个月能不能让国美“重回巅峰”尚未可知，但足够验证这些“玩法”能否行得通。 01 “折上折”能否补足流量短板？ 由于疫情的原因，8月12日举办的“折上折App用户版试运营”线上发布会略显仓促。这一次的活动，是国美为了在七夕节抢夺流量做的铺垫。然而，发布会直播间里，刷屏弹幕尽管步调一致，内容却很单调，观看量也并不高。 据了解，“折上折”是国美集团新开辟的一个提供海量优惠券“门户”，是独立于“真快乐”和其他产业公司之外的新业务、新场景。折上折CEO赵金鹏在活动上也强调：“我们（折上折）并不是一个电商，我们是一个消费券的集合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折上折”的发力点集中在两个方面：“消费者高效消费”和“对接商户精准获客”。 赵金鹏介绍，对C端用户而言，“折上折”与其他购物平台和返利平台最大的不同是，折上折券优惠力度大、数量多、可转卖、可转赠；而对B端商户而言，这个模式让商户将高昂的线上获客营销费用，变成了一张张折上折券给到消费者，不仅能解决核心的获客问题，也可以建立起商家自己的会员生态，直接触达客户。 作为平台方，“折上折”的盈利模型仍然在于收取流量费用。赵金鹏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商户在平台发券，我们会按帮助它拉新获客多少来计算，给我一个流量的费用就可以了。” 不过，在现阶段“折上折”还不收取费用的情况下，对于国美而言，其更大的作用表现在获客上。 “目前最主要的是打造用户心智，比如一年做到3000万用户，每天几百万日活，”赵金鹏表示，到后期商户降低成本了，消费者享受实惠了，平台也赚到钱了，才是国美最终的目的。 总而言之，目前“折上折App”还处在一个“烧钱”吸引商户入驻、引导流量进入的阶段。 获取“流量”或许是当下黄光裕最为头疼的事情。 去年6月24日，黄光裕回归。不到两个月后，国美零售成立了国美线上平台公司，并由原百度二把手向海龙担任CEO。 向海龙上任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将原本的“国美App”改名为“真快乐”，宣称要用娱乐化营销方式切入电商赛道，以社交电商为武器展开与阿里、京东等对手竞争。 建立在国美零售基本盘上的“真快乐”也被视为黄光裕“回归巅峰”战略的核心，黄光裕对它寄予厚望。 在黄光裕的设想中，虽然国美体系内积累了超2亿用户，但许多都是线下“沉睡用户”，如果能将他们激活，转移到线上，“真快乐”将爆发巨大的能量。 但要实现这个构想并不容易，实力大不如前的国美，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很难匹敌已经成长为电商巨头的阿里、京东、拼多多。而对“沉睡用户”而言，国美也缺少一定的号召力。 在今年的618“战报”中，国美第一次没有公布商品交易总额（GMV），以及任何与销售额相关的信息，只含糊地提到了增长。 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618期间，“真快乐”全网日均活跃用户较2019年增长270.32%，同比2020年增长189.11%；全网新增访客量总占比达78.83%，同比2020年增长114.32%。 不过据网经社数据显示，2020年6月，国美App端月度活跃用户数为7.32万；艾瑞咨询则显示，同期月度独立设备量为81万台。 在这个基数上，即便“真快乐”用户增速可观，实际的日活、月活数或许也并不好看。 另一方面，向海龙近期也被曝出已经处于“脱离工作”的“挂职”状态，或已经事实上从集团离职。今年5月，向海龙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只字不提国美，就已引发各种猜测。 “折上折”的出现，无疑承担了这个时期打开国美线上流量入口的使命。 为了吸引流量，国美可谓是不遗余力。即便近几年盈利能力不佳，但据赵金鹏透露，国美将投入10亿资金支撑新平台的起步流量，同时投入20亿元与入驻的商户开展联合营销活动，培养用户心智。 只是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新门户，很难说“折上折”在黄光裕的战略构想中占了多大的位置，毕竟黄光裕并未出现在任何“折上折”发布会、活动现场。 02 家装平台目标：3年5000亿 虽然，黄光裕并未替“折上折”站台，但是盛装出席了今年4月29日举行的“打扮家App” 上线发布会，这也是他回归之后第一次公开露面。 从这个举动来看，他对进军家装市场，或许抱有更大期待。 去年12月，国美完成了对“打扮家”平台的控股。打扮家是国内“家装供应链+BIM（建筑信息模型）”设计软件提供商，专注于虚拟现实家装设计解决方案研究、开发和产业化以及虚拟现实家装平台的构建。 之后的5个月里，打扮家与国美线下平台、供应链平台、物流平台与共享共建平台进行了整合，重新上线时已是一个带着国美标签的数字化BIM家装智能装修平台。 黄光裕在发布会上说：“国美参与家居家装看似是跨界，但实际并不是。这是我们所说的商者无域，相融共生。从实战经验来讲，国美对家装行业并不陌生。” 黄光裕及其妻子杜鹃出席“打扮家”上线发布会 国美布局家装产业，可以追溯到2017年。彼时的国美提出了“家·生活”的新战略，业务涵盖家电、家居、家装、家服务、家金融等领域。 国美控股CEO杜鹃在当时的发布会上展望了这个战略的上限：“过去，我们是在1.4万亿的家电赛道上竞速，现在，我们站在了10万亿的‘家·生活’赛道上。” 在家装领域，时任国美电器高级副总裁郭军曾透露，2017年时国美已经与30多家家装公司展开了合作。 之后两年多时间中，国美一步步扩大“家·生活”版图：与欧派、志邦等品牌合作，开展了橱柜厨电一体化业务；与家乐福、红星美凯龙等合作，扩展渠道；引入海尔智慧家，推动全屋智能。 根据国美零售2019年财报，其已经建成564家生活馆，同比增长逾14倍。 但不难看出，此前家装在国美的业务体系中扮演的是“辅助”角色，无论是增加业务，还是增加销售渠道，它真正聚焦的依然是线下零售。 而控股“打扮家”，则是国美在线上场景的突破，其想要借助平台化合作模式，将流量导向电商与家电服务，进而实现整个家装业务的闭环：向前，延伸至设计端，提前介入消费者决策；向后，链接家装企业，布局家B端客户。 在国美看来，打扮家App使其能颠覆家居业，直击痛点，入局万亿家居市场，价值链得到有效延伸，迎来第二增长曲线。 在国美的战略中，除了通过拓展线上电商渠道获取流量，在主营家电业务之外，加码家装业务可能也是其“弯道超车”，吸引流量进入、做大市场的重要举措之一。 “如果继续推进和京东天猫一样的电商模式，国美很难形成新的格局和竞争力。”国美投资CEO何阳青表示，如果2024年打扮家App达到其定下的5000亿市场规模，“相信国美电器的规模也可以增长三倍以上”。 03 骨感的现实：内忧外患 重新归来的黄光裕，面临着一个停滞了12年的国美。无论是国美还是资本，都在等待他解决问题的方程式。 但早已褪去曾经“零售霸主”光环的国美，内有重疾，外有强敌。 2020年，国美归属于母公司净亏损创近四年新低，达到69.94亿元；自2017年开始，国美累计亏损总额达到了149.21亿元。其偿债压力也不容小觑，截至2020年末，公司货币资金达241.42亿元（含受限制存款及现金145.45亿元），但有息借款总额为329.28亿元，其中一年内需偿还的有息借款总额为233.10亿元。 从这个资本运作能力看，“找钱”自然成为了黄光裕要解决的首要关卡。 在国美主营家电业务所处赛道，电商巨头阿里、京东、苏宁等争夺激烈，吞下了不小的市场份额。 2020年，国美零售营收为441.2亿元，全平台GMV达到1126.3亿元，来自家用电子产品的营收占比高达90.43%。 但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家电市场报告》线上，在中国8333亿家电市场中，国美占据的份额仅4.9%，远低于京东（28.7%）、苏宁易购（17.8%）、天猫（13.6%）。 要用不到5%的市场份额，撼动赛道中的巨头们，实属不易。 对于“老”国美而言，解决流量困局或是首要问题。但具体来看，黄光裕回归后打造的“真快乐”、“折上折”两个渠道和“打扮家”业务，能否承担起国美“重回巅峰”战略的重责，还需要打上问号。 由“国美APP”更名而来“真快乐”，更名时引发的关注度正在逐渐消退；从用户感知层面来看，“真快乐”并不比此前的“国美APP”拥有更多的存在感。 在功能上，“真快乐”的创新也不多。它有着类似拼多多的低价好物，又模拟了京东的“plus会员”，还有“直播”带货的功能，融合了多个头部电商的热门功能，却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打法。 “折上折”的商业模式更考验了其对商家、用户的号召力。 在“折上折App”上线活动现场，当被问及能够吸引多少商家时，赵金鹏坦言，“折上折”依靠国美积累的资源，招商了300多个品牌商户。 毋庸置疑，当流量滚动起来，它会吸引更多品牌入驻，但这可能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国美似乎也意识到了，300多个品牌商户对于一个平台而言十分贫瘠。 为了弥补入驻商户的不足，“折上折”的做法是接入头部电商平台，打开其App，就够看到其他平台的优惠折扣商品。但通过这种形式，要如何去形成“折上折”自己的核心优势，赵金鹏没有给出答案。 即便国美进行了平台化的互联网家装布局，实际上这个业务已经晚于整个行业数年。 在2015年，互联网家装就掀起了第一波热潮，随着行业挤出泡沫，最终跑出了齐家网、土巴兔、爱空间等几家企业。 从Talkingdata发布的2020年家装App安装数据来看，互联网家装市场的集中度日益提高。土巴兔、齐家网位居行业领先位置，国美参与了C轮融资的爱空间，以8%的安装数据占比位列第三。 Talkingdata报告数据 在今年，互联网家装又一次掀起了热潮，百度旗下“装馨家”，字节跳动旗下“住小帮”等品牌纷纷成立；去年，京东也上线了“京东家”，而贝壳找房则推出了“被窝家装”。 国美此时挤入这个赛道，不仅要和家装行业的“老玩家”抢流量，还要和互联网巨头争夺市场剩余空间。 国美对“打扮家”的战略目标是在三年后拿到5000亿元的市场份额。不过，据互联网数据研究机构Fastdata发布的《2020年中国互联网家装行业报告》，2020年中国家装行业市场规模虽然已经达到2.61万亿元，但线上交易占比仅为9.7%，即2531.7亿元。 “打扮家”又要如何实现5000亿的目标呢？ 黄光裕提出的18个月“重回巅峰”，能否实现其实并没有悬念。行业内外更愿意将这个目标看做是黄光裕回归后，重塑国美信心的表现。 黄光裕发布“力争18个月内恢复原有市场地位”的公开信后，国美零售股价一度冲高至2.55港元/股。不过，黄光裕回归带来的“光环”，随着国美的“不见起色”逐渐消退。截至8月13日收盘，国美零售股价为0.83港元/股，重新回到“仙股”行列。 每走一步，国美都显得十分吃力，只是黄光裕还不肯认输。

文 | 鱼三隹 编辑 | 北方 人们通常认为，科技的进化应该大大提升了人们相爱的几率，但一种普遍的体感是，相爱正变得越来越难。 如果说七夕神话中的「鹊桥」是因艰难而可贵，今天，我们想聊聊科技筑成的「鹊桥」，由于提供极大的便利性，且在无形的商业之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可能更模式化，也更脆弱了。 1998 年，痞子蔡的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风靡网络，讲述网恋。那一年，中国第一家线上交友网站「中国交友中心在线」诞生了。这个中国首家免费婚恋平台吸引了一大批适婚用户，2005 年时该网站的注册会员已经达到了 280 万，随后该平台被收购，并改名为大家所熟知的「珍爱网」。 随后的十年间，世纪佳缘、百合网、珍爱网等一众网络婚恋平台相继成立，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网络婚恋严肃交友服务，成为一代人的记忆。2010 年，源于 QQ 邮箱的匿名社交应用「漂流瓶」，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匿名社交。 「漂流瓶」开启全新匿名社交｜网络截图 「漂流瓶」的玩法是，用户每天有 3 次机会从「海」中捞取载有各种信息的漂流瓶，如果愿意还可以回应对方并与其互动，满足了现代人对倾诉和安全感的需求。同时，由于回复的未知与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充满期待，产生浪漫化的心理暗示。有人在漂流瓶中写满心事，有人用它向陌生人提问，人们通过这个应用收获了知心朋友，也有人因此找到爱情。 上线仅三天，「漂流瓶」的用户就突破了 100 万，半年后达到 1000 万，QQ 邮箱也因此超越了网易邮箱成为第一。 「一开始并没想到将来会在邮箱中做一个相关应用。」张小龙后来回忆，起初，团队只是为了向用户提供「更有趣」的东西。那时，位于广州研发中心的 QQ 邮箱团队办公室有一面空墙，员工们为了装饰，在墙上画了宽阔的大海和各式的漂流瓶。这成为后来「漂流瓶」应用的背景，也是创意的雏形。 如果说初代的陌生人社交还只是一个有趣的应用、社交的多一种选择，那么在 2010 年前后，智能手机开始在中国普及，再加上受美国 Foursquare 公司刺激，中国一年内冒出了三十几家 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s，围绕地理位置数据展开服务）公司，陌生人交友 App 诞生的时机可以说真正成熟了。 尽管当时已经有「街旁」等 LBS 签到应用了，但是将这一技术应用到社交领域的产品还未出现。2011 年，还是网易总编辑的唐岩认为人们分享自己的地理位置一定可以促成更多社交关系，于是，「陌陌」出现了。 2011年「陌陌」上线，随后获得多方融资｜视觉中国 作为国内第一款基于陌生人的社交产品，iOS 版上线三周后，「陌陌」冲到了 App Store 社交类免费榜第 6 名，第四周，冲到了第 3 名；一年后，陌陌用户突破 1000 万。之后的三年里，「陌陌」相继获得了经纬中国、阿里巴巴、DST、红杉资本等资方的融资，短短三年就闪电上市。 陌陌的成功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社交软件的市场潜力，2011 年到 2021 年这十年间，各类陌生人社交应用如雨后春笋般开始涌现：探探、Soul、语音社交、游戏社交……这一时期，社交市场的商业价值开始凸显。 当商业化的空间被充分开启，并成为追逐的目标，这一时期的应用与生俱来带有更强的目的性。孤独的人也就成为了数据资产。 为了提升匹配效率，许多 App 会通过算法打分的机制来为每一名用户打分，国外非常流行的交友 App「Tinder」就曾使用过 Elo 算法给用户的「吸引力」打分。这种算法最初应用在 Facebook 的前身 FaceMash 上，以此为女生的颜值打分：初始时每个人有相同的得分，用户需要在随机获取的两张图片之间选择更好看的一张，经过一段时间的评分操作，照片的得分将发生改变。 Tinder 则按照「吸引力」给用户排序，每一次右划（选中）相当于一次加分，反之则减分，分数相当的才能彼此匹配。2019 年，Tinder 放弃了 Elo 算法改用更复杂灵活的新算法，其原则和机制暂未公开。值得注意的是，Elo 算法最初是用于对各种竞技行为进行评分。可见，在这类社交应用上，人与人的匹配如同一场竞技与博弈。 「博弈」总是围绕着「资源」展开，而「资源」则需要有人付费。 在许多交友 App 上，匹配付费、聊天付费、视频付费等付费功能十分常见。最初定位「女性主导」的「探探」设定了单日内右划次数限制，而购买会员可以突破右划限制、每天可以「超级喜欢」5 次，除此之外，只要付费就可以查看「谁喜欢我」以及「超级曝光」——在半小时内让超过 10 倍的人优先看到你。根据公开数据，此类付费者是男性用户居多，这就意味着，即使定位「女性主导」，男性用户通过付费会员仍然能够一定程度突破平台的「原则」。 如今「Soul」也逐渐商业化｜网络截图 不上传真实照片、主打内在社交的「Soul」也逐渐开始了商业化，其功能里的「语音匹配」每天限制 10 次，「视频匹配」限制 30 次，用户可以通过充值 Soul 币享受更多特权。而相比一众同类产品，「Soul」的商业化已属相对克制了。 而早期的社交 app 似乎都难逃一种宿命。以陌陌为例，当年，一个叫 Mike 隋的老外一人分饰 12 个角色的搞笑视频一度在网络上疯传，在视频中，陌陌被 Mike 隋称为「约 P 神器」并把它推荐给想要认识中国女生的外国人。几十万的转发让陌陌一夜之间有了能和微信抗衡的知名度，但是从此，负面标签牢牢地贴在了陌陌头上。劣币驱逐良币，越来越多以性社交为目的的用户涌入陌陌，真正有社交需求的用户却相继离开，产品的生态开始转变。 近年来，骗局、聊托、诱惑用户付费等一系列黑产被媒体曝光。不少产品开始注意保护平台环境。经历过下架再上架的探探，已经尝试做了一系列规范用户的行动，比如设置违禁词、违规者永久封禁、增加人工信息审核等；今年 8 月份，陌陌的法定名称从「MoMo Inc.」更改为「Hello Group Inc.」，新的名称或许意味着陌陌未来将在社交赛道做出一些新的转变，未来或许会有其他更让人惊喜的产品。 2018 年，上线后始终用户寥寥的 Soul 经历了爆发式增长，从下载量从不到四百万飞升至五千多万。这一年，最后一批 90 后和最早一批 00 后都已经或即将成年。 根据 Soul 发布的《Z 世代社交报告》显示，超过 7 成 Z 世代认为自己的社交圈子狭窄，近九成的人希望通过社交软件拓展朋友圈，可见市场还在。 而随着物质积累和社会包容性与日俱增，出生在 95 年后的 Z 世代有着更鲜明独立的自我意识，也更有主见，更愿意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随着 Z 世代成为社交市场中的主要用户，社交产品的迭代与不断细分也成为了必然。 由于社交变现的难度巨大，这条路上的商业创新本不好走。对于面临着生存压力的交友 app 来说，在商业化的同时努力坚守初心，为人们提供更优质、向好的社交方式，虽然难，但始终是被人们所期望的。

本周早些时候，去中心化金融平台 Poly Network 遭到黑客攻击，估计价值 6.1 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被盗刷。该公司恳求攻击者，敦促他们退还资金并避免被起诉。 援引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本周三攻击者先是返还了价值 2.6 亿美元的资产。随后 CNBC 在后续报道中表示，攻击者再次返还了价值 3.42 亿美元的资产。 周五，大部分收益被返还给 Poly Network，尽管目前有 2.68 亿美元的资产存在于一个需要公司和攻击者的密钥才能访问的账户中。据 CNBC 报道，在加密货币交易中嵌入的一条或多条被指控的黑客表示，他们将“在所有人准备就绪时提供最终密钥”。 另外还有 3300 万美元的 Tether 未偿还，这些资金被冻结以试图追回被盗的代币。据称黑客通过抢劫中使用的区块链帐户进行通信，声称最终目标是暴露 Poly Network 系统中的漏洞。他们声称，计划一直是退还这笔钱。 攻击者表示：“我们对钱不是很感兴趣。我知道当人们被攻击时会很痛，但他们不应该从那些黑客中学到一些东西吗？”周五，Poly Network 表示，它向一个被称为“白帽先生”的实体提供了 50 万美元的“漏洞赏金”，以协助提高公司的安全性。 Poly Network 表示：“我们现在要感谢他对帮助我们提高 Poly Network 安全性的承诺，并希望他在接受漏洞赏金后能够为区块链行业的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采写／万天南 编辑／陈纪英 为何女生都爱小红书？ 在这里，用户们可以暂时放下世俗的鸡飞狗跳，一键触达由名车豪宅、香衣珠宝、钟鸣鼎食堆砌的向往生活。 如今，小红书用户达到3亿之巨，能够炫富的比例其实少之又少——金字塔腰部和底部的大量用户，才是支撑小红书百亿估值的流量底座。 归根结底，“炫富”只能装点门店，为贫民窟女孩种草、搭梯，在她们的消费升级获得广告和电商收益，才是支撑小红书百亿美金估值的底座。 营销号显然对此驾轻就熟——当贫民窟女孩以为抓到梦想之梯时，有时却掉进了智商税的陷阱。 买不起豪包？别担心，小红书上，垃圾桶里捡到香奈儿等名包的用户不止一个——这些离奇视频多数都是奢侈品维修公司编造的“狗血小电影”，情侣吵架（夫妻打架）撕破的LV，小孩故意涂鸦的爱马仕，从垃圾桶捡漏的香奈儿，在这里都能维修如新。 而看了广告下单的小红书用户茉莉发现——上述营销号未经她同意，就偷偷给她设计剧情，虚构人设，明明是恒隆专柜购买的LV新包，在视频里变成了日本中古店二手包，“导演”为了提升“观看度”，还特意在包上多划了几道红色印记。 没时间去健身？减肥太困难？别担心，在小红书上，谨遵达人案例，喝茶通便就能月瘦20斤。 得病了别慌去医院，小红书上的“中医锦囊”可以手到病除，按按穴位，就能改善月经不调，赶走阴道炎、膀胱炎、前列腺炎、对抗衰老、延年益寿、调理脾胃、美白祛斑、治疗瘫痪。。。。。。。“无病一身轻”。 “万能”的小红书上，弄虚作假的营销号，表面都是套路，背后都是生意——小红书与营销号和虚假笔记的这场博弈，如同打地鼠，小红书重锤在握，但营销号层出不穷，小红书想赢，并不轻松。 垃圾箱里捡香奈儿？为编剧情故意毁坏LV LV、爱马仕、香奈儿，这些经常限量抢购的名包，在专柜经常一包难求。 但在小红书上，垃圾桶里也能捡到上述名包。 小红书用户“XX肉肉”（以下简称肉肉）发布的视频堪称“小电影”。 在视频里，一款脏兮兮的香奈儿包，灰尘乱飘霉味刺鼻，“让我连打了三个喷嚏”，肉肉声称，小姐姐的包遗落在老家沙发缝里，母亲大扫除时发现此包，直接扔到了垃圾桶里，幸亏嫂子阻止了母亲。 狗血的剧情结束后，视频展示了翻新后的完美效果，光洁如新。只是，视频里的包包过于粗糙，有网友尴尬的评论，“这包假的太粗糙了！” 包不仅能挤进沙发缝里，还能掉到垃圾桶里。 另一个小红书视频更为离奇，达人声称打扫卫生的阿姨告诉他，垃圾桶里有一个名包，镜头拉近，里面摆放（摆拍）着一款蓝色的菲拉格慕链条包。 “还值好几千呢，这个是谁扔的啊”，达人四周张望了一圈，“啊也没有人拿，我们拿回去给它先修一修”——流畅自然的演技，AB看了都会留下羡慕羞愧的泪水。 修护完毕后，达人又把包包放回了原处，“等有缘人拿走”。 总之，小红书达人没事就去垃圾桶、沙发缝、废旧古宅、停车场、小花园、小河边瞎转悠，专柜买不到的，这里都能捡到！ 在小红书中，大部分名包修护保养改色视频，都堪称小电影或者微综艺——小河边捡到香奈儿，里面还有两条鱼；黑色的Celine包，被不识货的婆婆擅自拿去买菜；沾满油漆的爱马仕小猪包，是小姐姐用了学校的共享雨伞掉色而致；十几万的雾霾蓝爱马仕包，涂抹了个大大的红色“渣”字，是上海浦东家暴男的“杰作”，达人一边修包一边劝告小姐姐赶紧离婚；一款沾满各色油漆的包包，来自杭州的小姐姐，翘班摸鱼去美甲，临时被老板呼叫，指甲油糊到了包上；一款褐色BV手提包，布满了蜡笔小新PP玩偶，是熊孩子乱在包上粘贴车贴所致；一款白色GUGGI包上，被绿茶同事倒满了色彩斑斓的化妆品；一款手提包被撕成两半，原来是情侣吵架所毁； 但《财经故事荟》发现，尽管上述视频由名称各异的小红书用户发布，但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同一家公司，都是为皮皮X公司引流获客的营销号，其私信提供的微信联系方式都是pipibanXX(XX为数字)。 而客服则在微信中信誓旦旦的告诉《财经故事荟》，“视频都是真实记录，绝没有造假，也没有设计剧情”。 “逼真”狗血、情节“丰满”的视频，也吸引了不少前来询价的客户。 上海姑娘茉莉就是受骗者之一。 家里藏有不少名包的茉莉，有天在小红书上看到了修包的视频，“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瞬间就被种草了”。 按照对方私信的联系方式，她添加了皮皮X公司客服的微信，下单了“清晰+改色”服务，总计698元。下单之后，茉莉被拉入了一个高达10人的微信群，“这服务阵仗一看很大”。 但后续服务却让茉莉很失望，包包4月5日送达后，对方承诺4月28日送回，此间，茉莉不断催促，但对方要么如同僵尸一般不回复，要么找借口拖延。 到了5月底，比承诺日期延期近一个月之后，包包终于姗姗来迟，茉莉打开包一看，污渍粉尘等并没有清洗，“399元的洗护费白花了？” 更为戏剧性的一幕来了——有天，她刷着小红书发现，自己的包包竟然成为了小红书视频的“主角”。 在视频里，人在上海的她，身份变成了在日本购买二手残次中古包的北京小姐姐，为了提高“表现力”，包包被额外画了几道显眼的红色条印，内容基本靠编，视频声称，“当时中古店灯光黑暗，回来后才发现包包有两道红印，这两道红印真是拉低了LV中古包的颜值，小姐姐内心挺崩溃的，几千大洋打了水平，背也背不出去，偶尔刷到我们的视频，就拿来改色了”。 看到视频，茉莉很气愤，“我这个包是上海恒隆专柜买的，原本送过去的时候包包压根没印子，为了拍视频竟然故意毁我包？！为了效果随便歪曲事实？！” 随后，茉莉在这则造假视频的下方留言，试图还原真相，“但留言被删除了，我现在也不知是营销号删除的，还是小红书官方给我删除的”。 气愤之余，茉莉把经历发到了大众点评，随后不久，就有好几个受害网友和她联系，不少都是在小红书刷到上述营销号视频，然后上当受骗。 “我以后还会用小红书，也就看看知识类视频号，营销号我一个也不相信了，也不会在小红书下单了，伤不起”，茉莉很气愤。 点穴治疗百病？排宿便秒瘦10斤？ 茉莉只是蒙受经济受损，而另外一些视频，如果轻信有可能损伤健康，比如点穴治百病。 2019年6月，妇产科硕士达令，在小红书刷到不少中医视频，连连感叹，“某红书上的这些骗局还真是一言难尽”，并在知乎上发布了打假文章。 达令看到的视频，来自各种鼓吹各种民间秘方、点穴神功的小红书用户。 时至今日，《财经故事荟》发现，这些视频内容依然堂而皇之的挂在小红书页面上，继续攫取流量和关注——2019年6月，达令曝光时，其中一个中医账号只有6.7万粉丝，11.8万获赞，现在，该账号粉丝量涨到了12万，获赞数高达25万。 里面不少“点穴”治病的视频都得到了高达数千的点赞和收藏。 其中一则视频信誓旦旦声称，“复溜穴被称为我们人体自带的六味地黄丸”，“每天一按，赶走阴道炎，膀胱炎，前列腺炎”，“以及因流产留下的后遗症，都可以选择按摩穴”，“不用依赖药物摄入，就能达到很好的滋阴补肾的效果”。 而在其他点穴相关视频中，达人声称点穴可以改改善肠胃疾病，防止乳腺增生、对抗衰老，延缓衰老、祛湿减肥、美白皮肤、调理甲状腺、缓解痛经、滋阴补阳、改善白头发、治疗瘫痪等等。 点穴真有如此神效吗？ 《财经故事荟》请教了北京三甲公立医院的医生，他开玩笑说，“如果点穴能治百病，我们医学院是不是该把《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等当作教材了？！” 事实上，即便是专业中医，对于点穴能够缓解的病痛范围，也有着严格的界定，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龙志江副教授在此前接受电视采访时介绍，“穴位和经络肯定是存在的，点穴确实能缓解部分疾病”，但绝不可能包治百病。 除了点穴治病等，在小红书上，美白丸、抗糖丸等网红产品也颇受部分用户追捧。 一位仅有1300多位粉丝的小红书账号，2020年2月发布了一则美白丸评测产品，成为了热帖——点赞1.6万，收藏1.4万，评论过千条。 这篇测评推荐了四款网红美白丸，标题为“一个月迅速美白干货”，声称从小黑皮，吃了美白丸，快速变白，军训都没晒黑。 详情并茂的自述很是奏效，从2020年2月至今，不断有种草用户询问，打算下单。 但上述医生告诉《财经故事荟》，“一个月白到发光？这肯定是夸大效果了，光吃美白丸，如果不配合防晒等，达不到美白效果” 相反，滥吃美白丸还有健康风险。 美白丸的主要成分是维生素C、维生素E等抗氧化剂，但VC的摄入量太高，停用以后可能会出现坏血病症状。 还有不少美白丸，为了片面追求美白效果，会加入传明酸。传明酸是护肤品中的美白原料之一，一些防晒美白啫喱里，就含有传明酸。 但是，当传明酸从外涂变为内服之后，风险陡然升高，其副作用包含恶心呕吐、起疹子、头痛犯困等，由于具备凝血功能，还可能引发血栓风险，以及月经含量变少，甚至经期推迟等等。 “因此，要吃美白丸，也要谨遵医嘱”，上述医生告诉《财经故事荟》。 在上述小红书测评贴下，就有用户反映，吃了美白丸，经期紊乱，容易犯困。 类似症状并不罕见，一位用户2018年在知乎分享了其经历。她吃了半月美白丸后，经期推迟了一个月多，“现在已经在医院打了5针黄体酮了，还没效果”，“教训太惨重了，身心疲惫”，还有不少用户跟帖吐槽，“吃了这个不来月经，两个月没来，后来吃了中药调理来的”。 在美白丸之外，抗糖丸则是另一款得到不少小红书上达人安利的网红产品等。 对此，安徽省立医院的医学博士、达人DrX徐博士曾公开澄清，“抗糖丸、酵素、初产蛋……这些食物被吹上天却没什么用，别浪费钱！” 即便如此，不少用户仍然深陷智商洼地，难以自拔，在小红书上搜索“美白丸”，有6万篇笔记，200多款产品；搜索“抗糖丸”，也有2万多篇笔记，200多款产品；搜索“宿便”，有3万多篇笔记；搜索“排毒”，高达37万篇笔记。 当然，在上述笔记中，也有一些小红书达人，在视频中提示不要滥吃美白丸等产品。 小红书用户灿灿就曾交过智商税。爱美的她一直为减肥苦恼，曾在小红书上种草了不少减肥方法，包括耳朵绑皮筋瘦脸，一招排宿便秒瘦10斤、喝绿茶不运动一个月减肥10斤等，“开始看得热血沸腾，试了一遍啥用没有，现在我老老实实跟着小红书达人跳绳打卡了”。 现在依然会刷小红书的灿灿告诉《财经故事荟》，“医美、减肥是小红书智商税的重灾区，被智商税收割的韭菜太多了”。 重锤打击虚假笔记，为何不给力？ 智商税泛滥，虚假笔记层出不穷的背后，是小红书内容化和商业化的艰难博弈。 其实，对于打击虚假内容，小红书决心一直看似很大。 早在2019年，小红书创始人毛文超接受腾讯大学采访时就强调，“小红书内部的核心逻辑——最后关注的单点是人，而不是内容”，在他的定义中，小红书这个“城市”的首要气质就是真实，其次才是美好和多元。 早在2020年年9月，小红书就宣布启动“啄木鸟”计划，针对虚假推广行为进行专项严打，违规情节较为严重的用户，账号会受到为期15-30天的处罚，如持续违规会加重处罚，情节严重将被封号。 今年7月底，小红书再出新规，推行号店一体机制，新的账号体系下，和广告有关的内容都将通过“专业号”发出，不再强调服务“品牌”，而是所有的商业个体，同时切断淘宝外链，打击软文笔记，严格区分内容和广告等。 在小红书平台手握8万粉丝的腰部达人芳香，对于小红书的“重锤”感同身受，“确实有效果，2020年之前，我都是私下接广告，后来都是通过平台了”。 但另一方面，为何小红书看似步步紧逼，各种营销号、虚假笔记等等却依然逍遥自在？ 对此，芳香的个人感受是，“小红书的打假能力差太远了”。 “啄木鸟”计划之后，不少小红书达人遭遇误伤，芳香也是其一。 按照小红书的官方描述，啄木鸟计划是通过“多维度算法模型+人工审核”双重排查，覆盖全站所有笔记。 彼时，针对被误伤的124篇达人笔记和387篇笔记，小红书曾在微博上就“对一部分合规笔记进行了错误打标”一事进行了道歉。 但就芳香个人感受而言，道歉大半年，小红书的打假能力没有明显进步。 此前，芳香作为美妆达人，热衷于购买、试用各种美妆产品，试用之后就会在小红书分享。 “但后来我都不敢分享了，哪怕是我自己的真实经历，不是广告，只要是测评具体产品，很容易被平台警告，小红书说人人都是种草官，但你敢种草，就会限流，封号，谁敢轻易种草？！” 2020以来，她总共被处理了十几篇笔记。 现在，芳香被迫从美妆达人转型为了“探店达人”，“很奇怪，我的探店测评，有些也是推广，但小红书就视而不见，也不处理，小红书这分辨能力堪忧。” 被迫转型之后，芳香的美妆广告单量大幅下降，过去，她每月能接到十几个推广，现在只能接到两单，“没有美妆了，家居产品多一些” “小红书规定，接个推广，就要发5篇非推广笔记，但都发探店的话，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呢？！我现在心灰意冷了。” 除了打假能力不足之外，另一重因素恐怕是，相比真实的达人分享，营销号掌握了可复用的引流密码。 可口可乐大中华区内容及创意总监Richard Cotton曾说过，讲故事始终是营销和广告中最有力的武器。 对比麦肯锡总结的讲故事营销方法论，不难发现，无论是前述维修奢侈品包包的小视频，还是关于美白丸的测评，都驾轻就熟“讲故事法则”。 先通过各种爆点、槽点、热点，让用户沉浸代入，激发共情引发焦虑，然后带来解决方案，不但能够套路平台，也很容易打动用户。 比如，为皮皮X引流的小红书达人账号里，修包视频无一不剧情离奇狗血，也都引入了各种容易引起女性共鸣的爆点——婆媳关系、熊孩子、上班摸鱼、绿茶闺蜜、家庭暴力等等，总之，这届恶婆婆、坏老公、渣男友、熊孩子、婊闺蜜都爱毁包，还都捡贵的来！ 虽然有用户嘲笑太假，但也有用户看了上头，在绿茶同事毁包视频里，用户留言态度不一，“这还不报警？！”，“看得我气坏了，想手撕绿茶”，“换我早就弄死人了”。 不但善于挑弄情绪，也善于紧跟风向，吴亦凡扑街、东京奥运、河南暴雨、鸿星尔克等热点一个没拉——和日本老公一块看奥运，因支持不同选手闹到离婚，老公直接在包上黄色油漆写了“离婚”二字；吴亦凡粉丝心碎之后，特意把粉色包包改成黑色祭奠青春；鸿星尔克主播小姐姐凌晨两点下班，栽倒小区花坛里，手提包变成“出土文物”，而达人自称修包时还去直播间抢了100双鞋；小姐姐在郑州看到假冒救灾蹭流量正摆拍的网红，正义之火满丹田，抡起手中的香奈儿，秒变程咬金猛砸过去；等等。 芳香看完了上述视频连连感叹，“你说我平时试用个产品，哪里有那么多狗血故事可以讲呢？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而且，这些营销号还有些隐蔽，为皮皮X引流的不少小红书达人，很多账号看似个人账号，而且还处心积虑的打造人设，普通用户难以分清。 个人用户打造的UGC内容，正是小红书引以为傲的基本盘。 2019年，小红书创始人瞿芳曾经向《中国企业家》出示了一组数据，“小红书97%的内容都是普通用户的UGC内容;每天的曝光中,UGC内容占比是70%。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社区数据表现。” 但真实情况恐怕是，不少营销号都在虚设人设，假冒个人用户。 打假能力不足之下，又担心误伤良人，小红书在打击软文笔记上遇到的挑战不小。 但芳香也有不少疑惑，“上面那些修包饰品一看就很假，小红书为什么不下手呢？！” 恐怕在于小红书“投鼠忌器”。 据《好看商业》报道，小红书收入构成包括广告+电商两部分，2020年广告业务营收实现3倍增长，为6-8亿美金，约占总营收80%；电商GMV约10亿美金（包括自营电商和第三方平台电商），电商业务收入约占总营收的15%-20%。 归根结底，用户、流量、内容是广告的奶嘴，不少善于编剧情的营销号，在引流互动上颇为擅长，小红书也许难以痛下杀手。 而在号店一体机制之后，经过小红书平台审核的广告数量可能也会增加。 据新榜发布的《新榜 | 小红书营销洞察报告》显示，2021年上半年，小红书内容商业化趋势明显，商业笔记数达11w+篇，商业笔记数量1-6月涨幅149%+ ；被投放账号数量翻倍’商业投放集中在“美妆”，占比42%+。 有机构人士告诉界面，“从用户角度，如果随手打开一篇笔记就是广告，只会更快加速用户的流失。” 对此，小红书渠道与运营业务部总经理凤凰的回应是，“基于真诚分享的逻辑，小红书的用户其实并不排斥营销，小红书这里，有真诚的创作者、真诚的品牌，以及真诚的营销。” 但想在恰饭和真实之间达到平衡，是个高难度游戏，在这片流量沃土上，平台想恰饭，品牌想恰饭，达人想恰饭，营销号想恰饭，而真实并非恰饭的捷径。 作为受害者的茉莉感同身受，“如果不造假，不画几道红印，不谎称我的包包是劣质中古包，怎么才能凸显他们维修水平高呢？”（文中芳香、灿灿、茉莉、达令为化名）

一则人事变动再一次让人关注到了华为进入汽车领域的矛盾与紧迫。 7月27日，华为内部发文对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进行了人事调整。苏箐被免去智能驾驶产品部部长职务，转入预备队接受训战和分配，其职位由卞红林接任。后者还兼任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的CTO。 在外界看来，苏箐被免职固然有以“杀人”来评价特斯拉自动驾驶事故的因素，但更在于其所发表的言论让华为智能驾驶业务显得过于强势。华为不得不在回应中强调，尊重产业界每一个参与者在自动驾驶领域的努力与贡献，也希望与产业界共同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套用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的“春秋战国”论，这轮汽车产业的升级整体还处在春秋时期，传统主机厂、造车新势力、互联网大厂、一级供应商之间没有划分出固定的实力范围。华为高调进入汽车产业选择了一个最佳窗口期，并且需要在三五年之内为自己的汽车业务找到稳固的支撑点。 科技企业入局汽车行业 从通信产业进入到汽车产业，华为在技术和品牌上都具备很强的竞争力，但还需要构建一个多层次的朋友圈，既要有采用华为部分技术的外围伙伴，也不能缺少使用全套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铁杆盟友。从几次承诺“不造车”到苏箐被免职，华为一直致力于在汽车产业中树立一个友好的智能汽车增量部件供应商形象。 现实的情况是，现阶段的华为暂时缺乏良好的销售数据和用户口碑积累，只通过高调凸显自身的技术优势，一时难以争取到业内的完全认可。甚至，华为的高度技术自信和强势的品牌力进一步增加了主机厂与华为合作的疑虑——谁是未来智能汽车产业链的主导者？ 既要不断强调技术能力很强，又要打消潜在合作者的戒心，华为此刻需要“圆滑”的外交家，而不是“耿直”的技术派，更需要拿出实际的合作成果来为自己进行背书。目前，第一款车型北汽极狐阿尔法S华为HI版也已经发布，采用了华为DriveONE三合一电驱系统和HUAWEI HiCar等技术的赛力斯 SF5汽车也正式开卖。 华为正在拿出更多筹码来催熟合作成果，增强下一步博弈的成果，比如让余承东着手卖车。 一个“平台+生态”的老故事 “智能汽车BU是我们重点投资的产业，它具有自己的销售、交付等所有的组织能力，是我们公司除了消费者BG之外功能最完整的BU。”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2021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再次明确了智能汽车业务在华为内部的重要性，这个BU不会只卖通信模块和简单的服务。 汽车正被期待成为华为在手机之外的一个新平台。为此，华为搭建了一个庞大且完整的解决方案体系，覆盖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电动、智能网联和云服务，针对能源电动化、汽车智能化、驾驶无人化提供完备的产品和服务。 驾驶无人化是这套方案的核心与最终目标。华为以昇腾芯片为基础，集合智能驾驶操作系统以及自动驾驶云服务搭建了MDC智能驾驶平台。在这个平台下，华为一方面会自己开发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关键传感器设备，一方面会以开放API的方式与部件提供商、集成商、应用开发商合作打造生态和标准。 智能电动方案以华为自主研发的MUC（微控制单元）为核心，打造一个整车控制操作系统。同时，华为还推出了基于麒麟芯片和鸿蒙系统、与华为智能终端生态结合的智能座舱平台，以及整合了电机、电机控制器、减速器、车载充电机、DCDC、高压配电盒和电池控制器的多合一电驱动系统。 华为提供了五个不同层级的合作方式，包括简单的4G、5G通信模块供应；开放MDC智能驾驶平台；提供Octopus（八爪鱼）自动驾驶云服务，包括数据处理、训练、仿真、测试等；提供HUAWEI HiCar、DriveOne 多合一电驱动系统在内的软硬件智能解决方案；以及包含1个全新的智能汽车数字化架构和5大智能系统的Huawei Inside全栈模式。 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未来智能网联汽车是MDC（移动数据中心），每个车就是一个数据中心。”徐直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华为的方案已经覆盖支持这个数据中心的全部环节，这是在传统汽车产业链条之上叠加的一个新系统。“支持所有的车企、一级供应商和应用开发商，他们基于这个操作系统开发各种各样的智能驾驶应用，这是一个生态。” 这个系统事实上就是介于主机厂和消费者之间的庞大中间件，是支持未来汽车智能化和自我进化的平台。“产业合作模式会逐步走向平台+生态模式，车厂、供应商、软件厂商等围绕客户的体验优化提升分工协作，抓住客户体验提升，消费者才会买单。”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首席软件架构师崔爱国在演讲中表示。 从纵向上看，华为有能力掌握这个中间件是因为将华为体系内与汽车产业升级相关的能力都提取出来进行复用，以汽车产业链条的升级需求为依据重新排列组合补充。从横向上看，手机业务遇挫，车机的重要性得到提升，原本华为智能终端生态追求的“1+8+N”正在向“1+1+7+N”的布局衍化，而掌控中间件是华为的最优解。 一个大前提是，华为对汽车的定位始终是智能终端，而且这个智能终端随着汽车产业新四化（电动化、智能网联化、共享化、国际化）的推进，会形成一个车和云协同的闭环系统。“这样让车在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从静态走向动态，实现自我进化。车真正的从传统的车变成一个‘新物种’。”崔爱国表示。 只有平台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这显然是又一个“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故事的翻版。其所切入的痛点依然是传统工业企业在软件、算法层面存在的天然弱势。而双方纠结的核心点依然是谁来掌控平台，吃肉；谁来成为生态的一环，喝汤。 在“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崔爱国口中的“新物种”是一块被各方觊觎的肥肉。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摩根士丹利和麦肯锡都在报告中指出的，汽车软件在整车价值中所占的比重会由传统汽车生产中的10%，在10年内提升到30%-40%，拥有数千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更诱人的前景如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2020年与新员工座谈时所说：“（汽车）未来的核心技术又是什么？是能源管理系统，是操控系统，是手机装了四个轮子。”特斯拉的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一辆可编程的汽车能通过软件订阅带来一笔更高毛利、可持续的生意。 特斯拉在今年7月发布了FSD Beat 9，并且推出了FSD的订阅服务，用户每个月付出199美元就可以获得其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相比于此前需要1万美元进行买断，特斯拉选择了一条细水长流的走量路径。蔚来也支持用户以每月680元人民币的价格订阅其NAD（NIO Autonomous Driving）服务。 英伟达创始人兼CEO黄仁勋对此有更为激进的预测，“许多车企很有可能会以接近成本的价格销售汽车，并主要通过用户订购或定期购买的软件为其提供价值。”他认为，过去汽车在销售时便已具备全部功能，而在未来，汽车的大部分功能将在售出后进行添加，但这需要具备强大的软件能力。 上海车展上的极狐汽车阿尔法S华为HI版 如果黄仁勋的预测成真，那么平台的用户规模将决定其收入的多寡和持久性。对于智能汽车游戏的玩家而言，这很可能又是一场追逐头部效应的大逃杀。“新的软件所带来的差异化和新的场景所带来的差异化，它的底层无论从技术架构，还是场景的生态体系，都有规模化收敛的垄断效应。”小鹏汽车董事长、CEO何小鹏在小鹏汽车香港上市仪式上表示。 作为华为内部的“造车”激进派，徐直军的期待是，华为在中国市场能够每年从每台车上平均够获取一万元人民币的收入。这个收入显然不仅仅是来自于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输出，还会有更为持续的软件订阅服务，以支持用户通过软件升级汽车性能及功能。 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华为要在合作中掌控平台的更多话语权，将主机厂、供应商、软件厂商转化为匹配平台的生态的一部分。全栈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对迫切需要追赶上智能驾驶浪潮、却在软件方面完全不相应能力的传统主机厂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一个完备并具有灵活性的系统往往可以带来更高的追赶效率和更好的性能。 通过更加开放的软件合作模式和严格封闭的自主芯片方案的结合，华为搭建了一个外松内紧的生态模式。智能驾驶从业者郭继舜在一档播客中对此的评价是，“这种合作模式开放程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华为对于硬件的控制力。而对于合作伙伴而言，则有利有弊。” 主机厂不愿做供应商 有没有能力权衡利弊，以及如何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合作方成为主机厂商在这个阶段的专业必修课。传统主机厂承认其在软件和算法开发方面的能力缺失，并且不排斥与具备软件和算法开发能力的科技企业合作，却难以接受将汽车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让与华为这样跨界而来的科技企业。 不但上汽董事长陈虹直言不能接受与华为这样的第三方公司合作自动驾驶，“这好比一家公司为我们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如此一来，它成了灵魂，而上汽成了躯体”。戴姆勒时任CEO迪特·蔡澈也在2015年强调过，“作为汽车大脑的操作系统不能是iOS、安卓或其他系统，它得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打算做苹果的富士康。” 也有人给出了更开放的合作方案。Mobileye在2016年开发EyeQ5时，就计划要将其打造成开放平台，为合作方提供“芯片only”的新选择，支持其自主编写算法。英伟达也在2020年6月与奔驰达成战略合作。奔驰不但要在2024年起在全系车型上搭载英伟达的自动驾驶芯片，还将和英伟达联合开发算法。 但是，这种赋予传统主机厂更多自由的方案却鲜有成功的案例。奔驰与英伟达的“联合开发”被指是主要由英伟达开发。Mobileye产品及策略执行副总裁Erez Dagan更是直言，“软硬件解耦不会是最优的解决方案。一个紧密结合的系统必然会更有效率，性能也会越来越好。” Erez Dagan认为，最大、最著名的主机厂的整合会采用久经测试的具有灵活性的全栈解决方案。但是，他没说，主机厂也往往会坚持这个整合要以自己为主进行。掌握在主机厂手中的最大筹码是底盘数据，其次是整车的设计与制造能力。这些数据的缺失会降低智能化解决方案的性能。 华为自动驾驶解决方案展示 “之前我们整个自动驾驶的测试在改装车上，当时改装车上底盘的数据没有那么开放，这次在极狐这辆车上，我们和极狐一块联合开发，底盘数据完全开放。我们发现，完全开放数据以后自动驾驶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特别是处理时延方面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总裁王军表示。 传统主机厂也在推出更适合未来汽车开发需求的架构，试图以此来包容第三方公司软件能力与算法能力的融入。吉利历时4年、投入180亿元研发的“SEA浩瀚”架构包括了硬件层、系统层和生态层。其中系统层的芯片将逐步自研，车载网络将从域控制到中央集成；生态层将对华为、阿里、腾讯等企业的生态进行开放。 百度控股的集度汽车的第一款车型选择采用吉利“SEA浩瀚”架构。在集度汽车CEO夏一平的介绍中，产品的外观设计、用户需求的定义、车内的所有功能定义由集度来完成，所有的选型和供应商的选择，会和吉利的供应链团队一起来完成。“浩瀚平台与我们的需求之间还存在gap(间隔)，我们需要基于自身产品需求，与吉利协调对浩瀚平台进行改动。” 吉利的野心与华为的愿景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以硬件积累为切入点，尝试推广一个通用的新能源汽车架构；后者以ICT能力为切入点，尝试推广一个通用的汽车智能化解决方案。二者的目标都是自己提供核心平台，形成一个朋友圈生态，从而获得未来汽车产业链的更大话语权。 上汽一方面与地平线合作研发具有上汽集团品牌特色的智能化、网联化汽车产品，一方面参与Momenta的C轮融资，与其合作具有L4自动驾驶级别的Robotaxi项目。同时，上汽也在研发囊括中央集中式电子架构、SOA软件平台、智能汽车数据工厂、全栈OTA和网络安全方案的“银河”智能汽车全栈解决方案。 华为需要拿出更多筹码 甚至，作为采纳了Huawei Inside模式，与华为共同定义、联合开发智能汽车的深度合作方，北汽、长安和广汽依然也没有将鸡蛋都放在华为的篮子里。北汽在2020年5月与英国芯片设计公司Imagination成立合资公司，自研自动驾驶芯片。 没有实际成绩单，华为的全栈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并不能吸引主机厂与其进行更深层次的绑定。在Tech星球的报道中，有曾经与过极狐项目的前BU员工表示，“合作期间，华为的生态并没有很好的应用，传统车企对华为还有提防的心态，这导致华为很多优势发挥不出来。” 造车是否顺利，以及能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华为是否能拥有更多铁杆盟友。赛力斯SF5采用了华为华为DriveONE三合一电驱系统、HUAWEI HiCar、华为智能驾驶舱、HUAWEI Sound等解决方案，并在4月正式上市。北汽阿尔法S华为HI版也于4月在上海发布，并称将在四季度小批量交付。 4月20日，华为常务董事、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在上海南京路的华为全球旗舰店宣布，赛力斯SF5汽车进入华为的门店和旗舰店，作为华为智选产品进行销售。他同时表示，华为决定卖车可以弥补手机业务受到美国制裁造成的销量和利润下滑，“将华为的卖车渠道覆盖到中国每一个重要城市，这是华为未来 5 ～ 10 年的长期战略。” 余承东表示，华为拥有线下高端体验店 5000 家以上，覆盖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城市，这和不管是宝马、奔驰等传统汽车厂商，还是特斯拉以及各种造车新势力，都不在一个量级上。据腾讯深网报道，华为计划7月底前在200家体验店卖车，年底拓展到1000家以上。余承东在公司内部定下了明年销售30万台的目标。 上海华为全球旗舰店塞力斯SF5汽车体验区 这是华为向合作方抛出的新筹码之一，一个更大的筹码是智能汽车业务与消费者业务的进一步整合。将华为to C的能力注入到智能汽车解决方案这个to B to C的业务中。 2020年11月，华为将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的业务管辖关系从ICT业务管理委员会调整到消费者业务管理委员会，由余承东担任智能终端与智能汽车部件IRB（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2021年5月，余承东卸任华为云CEO职位，继续担任消费者BG CEO，并兼任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 CEO。 除了余承东的职务调整，华为消费者BG和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的人事也在快速融合。接替苏箐负责华为智能驾驶业务的卞红林此前职位是华为消费者BG硬件工程与产品开发管理部总裁兼消费者BG CTO。《财经》的报道显示，华为自动驾驶算法和智能座舱业务正在由原消费者团队大规模接手，处于人员整合的过渡期。 在华为2020年度业绩沟通会上，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谈及把智能汽车业务合并到消费者业务中时表示，“第一，我们对于消费者体验的理解，可以更好反映在智能汽车部件的创新上。第二，华为在面向消费者领域的设计能力非常强，尤其是工业设计。希望这些能进一步强化我们智能汽车业务的定位，更有竞争力。” 但是，这也增加了合作方对于华为选择自己造车的疑虑。强调“建言造车者调离岗位”的华为经营管理团队（EMT）文件下，本就标注了3年的有效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华为现有模式的不确定性。而消费者业务和智能汽车业务的整合又可以被视为是为3年后启动造车预案进行的准备。 一个成功的示范项目就足以打开局面。 实际上，“土豪”可能更适合成为华为的朋友，或者说更有可能和华为深度绑定的反而是本土豪车品牌。尽管没有造车经验，但华为本身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有了高端、科技感和年轻化的品牌认知，而本土汽车产品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市场认可度。 筹码都摆到了桌上，余承东在短暂的时间窗口期内不能够帮助华为建立起汽车产业中的核心朋友圈，就只能再演绎一遍华为手机的故事。

文｜杜晨 编辑｜Lianzi 谷歌：做硬件我们认真的！不赚钱没事，还要给它单开一个新园区！ 住在硅谷的朋友们，应该对 Alviso 公园有印象吧？就是那个开车七拐八拐才能到，往里走就有一大块盐碱地，栈桥上有个还挺 Ins 风的“门框”的那个公园： 图片来源：Richard Jennings 发布在 Google Maps 上 在离这个公园不远的地方，谷歌正在筹划一个新的园区。以后谷歌的同学们午休就可以往 Alviso 溜达了，那边风景是真不错。 （扯远了）其实今天我们是想要介绍一下谷歌即将在北圣何塞修建的这个新园区。 作为硅谷最有钱的科技公司之一，谷歌最近几年一直在扩张，新业务不断开发，员工也越来越多。在山景城101公路以北的区域，一大半都是谷歌的园区和办公楼。 但现有的地产还是装不下不断扩张的员工团队。 所以，谷歌已经在老园区 Googleplex 的东边，修建了一个不久后就将投入使用的新园区。同时，谷歌也在硅谷各处拿地，修建更多新的办公楼和员工住房。 Google Campus Charleston East 图片来源：Kenneth Lui 发布在 Google Maps 上 最近，圣何塞《水星报》和 CNBC 等美国媒体，首次报道了谷歌即将在北圣何塞修建新园区的情况。 这片区域是 2018 年左右拿下的，位于 N 1st st 和 Nortech Pkwy 的交汇处，总共花了谷歌将近4亿美金。 就在最近，谷歌终于向当地政府提交了文件，介绍了公司打算如何“重新装修”这片区域，包括翻新办公楼和修整地面的计划，以及按照人与自然结合的理念，充分利用垂直空间的设计图等等。 这个新园区，将被命名为“Midpoint”。 更有趣的地方在于， 按照谷歌提交的计划，这片新园区将专门分配给谷歌的硬件部门使用。 是的，你没听错。 谷歌是一家以搜索、广告和AI技术为主的公司，但硬件也已经做了很多年了。Nest 部门业绩倒还行，Pixel 系列也获得了一批忠实粉丝，但还是太过于小众，光有声量，没有销量…… 但通过这个新园区，谷歌已经作了明确的表态：不赚钱也没关系，硬件这件事，我们不仅继续做，还要认真做。为此，我们还要专门给它开一个新的园区！ 新园区，长啥样？ 下面这张图，显示了谷歌对 Midpoint 新园区的设计改造思路： 黑线框住的是建筑物。谷歌不打算拆除老楼修建新楼，而是计划对区域内原有的建筑物进行全面翻新。 建筑物内部 将重新粉刷 成 大海 的色调 ， 并 且搭 配上浮木、贝壳之类具有海洋风格的 装饰物 和 艺 术 品 。 另外，根据谷歌提交给当地政府的计划，园区内的会议室的命名，包括 Cannnery Row、Pacific Grove、渔人码头 和 Del Monte 等等，都是对颇具艺术和奢靡气息的南边小城 Monterey 的“致敬”。正巧，今年苹果也刚“致敬”完 Monterey，把它定为最新版 macOS 的代号。 这片地上最大的一幢建筑物，对于谷歌的硬件业务将会十分关键。它的两成使用面积将作为办公室，另外的八成用于硬件生产、库存和物流等相关用途。 这就好像谷歌在自己的新园区里，修建了一个了类似亚马逊“物流中心”的地方，而且它同时还是一座“工厂”。 Midpoint 园区中“物流中心”的设计图。图片来源：谷歌/CNBC 既然要搞“物流中心”，配套的基础设施也要搞好。在计划中，谷歌保留了将近800个停车位，并且预留了足够停下20辆大货车的装卸车位，以及配套的液化石油气加油站。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注意以下园区设计图当中的黄色和紫色部分：它们就是谷歌为连接园区内各建筑物设计的人行道和过街天桥。 Nortech Pkway 分割的园区两边，通过 过 街天桥 和人行道连接。下图显示了过街天桥的设计，分为双向四道，包括两条步道和两条自行车道。这些人行道和过街天桥，也是对公众开放的。这样无论是骑着 GBike 穿行在办公楼之间的谷歌员工，还是周围的居民，过马路都能更轻松和安全。 谷歌提交给政府的计划当中也专门提到：“我们的设计目标是加强行人和自行车通勤的安全性，并且加强建筑物之间，以及新园区与周边社区之间的连接。” 在后疫情时代，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忘了在实体会议室里开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而传染病又让人们更加青睐和珍惜室外的开放空间。如果谷歌也打算慢慢敦促员工走出家门回到办公室，它也必须确保新园区的设计和员工养成的习惯能够兼容。 按照这一思路，谷歌在 Midpoint 的公共绿化区域内，增设了一些可供室外开会的地方，如下图所示： 新园区的室外会议空间。图片来源：谷歌/CNBC 室外会议空间只是 Midpoint 诸多特色之一。谷歌负责地产和办公空间的高管 Vini Bhargava 表示，很多原有的停车位，在新园区里都将被改造成公园、人行道和室外社交空间等各类公共绿化区域。 绿化区域将包括大量的绿植，提供天然的遮蔽和降温效果，并且使用循环水进行灌溉。 和位于 Mountain View 的老园区 Googleplex 一样，Midpoint 新园区距离北边的公园或自然保护区域也很近。老园区的绿化覆盖率并不高，也因为已经服役了多年，不便翻修。 而这一次，谷歌对于 Midpoint 新园区的绿化设计，很明显强调了新园区与周边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 谷歌硬件的新家 让我们再看一下 Midpoint 新园区所在区域的当前地图。很明显这个园区被 Nortech Pkwy（下图标黄）分割成了两个部分。前面也提到，这两个部分中间由人行/自行车过街天桥连接。 北边部分那三栋最大的建筑物，也是整个 Midpoint 新园区最关键的部分。它们将成为谷歌硬件业务部门未来的研发基地。 其中最靠下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物流中心”。当然，目前谷歌的园区规划还处在初期阶段，在谷歌硬件团队进驻后，这三栋楼应该都会扮演相似、互补的角色。 在过去，美国消费者购买的谷歌硬件产品（比如 Pixel 手机），一般都是在中国、印度和越南等第三国生产，然后集中运到美国本土的仓库存储，再生成订单通过 FedEx 发往各地。 出于成本考虑，这里提到的本土仓库，有些不在加州，就算在的话，也不会设在硅谷当地（比如在南加），毕竟硅谷的地价太贵了。 而谷歌 Midpoint 新园区的“物流中心”，实际上也包括了设备制造的职能。难道说，未来谷粉买到的手机有可能是“美国制造”的？ 当然，这么猜也只是少数人的一厢情愿，应该是不太靠谱的。毕竟在美国本土大规模制造手机这种高精密设备，人力和供应链等诸多方面的成本还是很高的。 CNBC 报道指出，这个新的“工厂”可能会被用于设备原型制造等比较前期的工序。它主要的意义在于拉近硬件团队和原型生产之间的物理距离。这样，从构思设计、定稿，到最终大批量生产，整个产品开发的流程可以缩短，工期和效率能够得到进一步保证。 不管怎样，看到谷歌给“不赚钱”的硬件部门专门开了一个新园区，而且还坐落在距离真·总部不远，环境也挺优美的地方， 对于谷歌硬件的忠实粉丝来说，还是很振奋人心的。 这是因为，谷歌硬件（特指手机）就真的是叫好不叫座，作为忠实粉丝来说，真不知道哪一天整个手机部门就像谷歌之前的超多产品和服务那样，被突然砍掉了…… 谷歌最一开始做 Nexus 手机的时候，还叫“参考设备”(Reference Device)，相当于谷歌给你们那些刚从功能机时代出来的厂商“打个样”； 后来，Nexus 手机又成为了开发者标配的开发和测试机，因为它搭载的是最“纯净”的 Android 系统，也能得到谷歌直接、快速的系统更新和各种补丁，是最佳的开发平台。 出于这个因素，以及谷歌的硬件设计颇有一套它自己的风格，跟外面五花八门的 Android 手机一比，它显得很独特。结果，就连很多不是开发者的普通用户，也很喜欢 Nexus 手机。 Nexus 4 图片来源：谷歌 于是在2016年，谷歌趁势把 Nexus 做了一个品牌升级，沿用了之前 Chromebook 产品的命名，变成了 Pixel 这个新品牌。 自那之后，每一代 Pixel 手机都仍然继承了 Nexus 系列的诸多独特之处，虽然硬件配置上称不上是绝对旗舰，但整体使用体验都达到了 Android 设备生态的巅峰水平，特别是拍照部分，创造了一种“Pixel Style”的视觉风格，深受用户的喜爱。 然而问题就在于，这些 Pixel 的忠实用户，直到今天都还是小众群体。 外媒经常这样评价：谷歌每年都发个新 Pixel 手机；评测机构都很喜欢它；但是最后并没有人买。 目前， Pixel 手机的年销量区区几百万台，在整个智能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不到0.5%，更别提在去年第四季度占有率还缩水了50%。 Pixel 3 手机、Pixel Buds 无线耳机 图片来源：光谱/硅星人 但是，在谷歌内部，硬件团队似乎并没有受到销量惨淡的打击，仍在每年开发新的 Pixel 手机以及相关配套硬件产品。 特别是今年，谷歌不光预告了新手机 Pixel 6，还首次使用了自己研发的 Tensor 处理器。这表明谷歌不仅仍然认为做 Pixel 品牌和做自己的手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还要加强对产品的技术性能、新功能，以及整体使用体验的把控程度。 Pixel 6 图片来源：谷歌 Tensor SoC 图片来源：Sundar Pichai Pixel 6 和 Tensor 处理器的亮相，已经是谷歌给它的硬件粉丝们，打入的一针强心剂。 而这个正在修建的 Midpoint 新园区，将会成为硬件团队的“新家”，也让我们对谷歌硬件业务的未来抱有更多期待。 注：封面图来自于 Richard Jennings，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果不同意使用，请尽快联系我们，我们会立即删除。

导读：日本对中国和苏联使用生物武器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页。多年以来，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成功地封禁了对这段历史的讨论。日本政府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发动的细菌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犯罪行为。美国政府为何也要参与进来，非法地掩盖日本战争罪行的证据呢？ 【文/ 约翰·威廉·鲍威尔，译/ 观察者网 马力】 原文导语：请不要错过这篇文章。无论我们从事什么样的专业工作，无论我们个人兴趣爱好如何，约翰·威廉·鲍威尔（John W. Powell）这篇文章所触及的问题对我们来说都具有重要价值。如果说本刊《批判性亚洲研究》（Critical Asian Studies）这个名字真地具有某种含义的话，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承担起责任，打破我们在职业领域内某些危险话题上习惯性的、罪恶的沉默。鲍威尔通过写作这篇文章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揭示美国之所以决定在二战结束之后掩盖日本的战争罪行，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美国在“加强细菌战能力”等军事领域的保密工作。 很显然，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对石井四郎（Shiro Ishii，日本“731部队”的创建者和日本生物武器项目的领导者，他在战后成功地避免了遭到任何战争罪行指控，作为交换，他把日本生物武器相关科学数据转交给了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研究机构——观察者网注）和他的“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行为表现出强烈兴趣是不合适的。若如此，美国政府将无法向美国公众和世界舆论作出解释。虽然美国政府对日本细菌战的行为进行了掩盖，但是“净水部队”（water-purification unit）一词如今已经同“战略村庄”（strategic hamlet）和“自由开火区域”（free-fire zone）一样，成了帝国主义势力消除他们所制造的恐惧感的一种手段。 通过与“净水部队”有关的一些工作，就像已经拥有的化学武器和核武器一样，美国政府让生物武器也进入了自己那令人恐惧的武器库。鉴于美国在亚洲的战争记录，我们很难不重视鲍威尔在文中提出的问题。在面对民众的反对意见时，美国政府已经令人震惊地表达了使用上述武器的意愿，对日本城市投掷原子弹时如此，对越南广大地区使用化学武器时也是如此。我们不难想象，美国很可能已经使用过生物武器（一些人已经就此对美国进行了指责）。我们必须对事实真相予以揭露，并阻止这样的事情在未来的战场上再次发生。 （本文发表于美国学术期刊《批判性亚洲研究》1980年第四期，此文2019年7月5日由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发表于互联网） 在讲述二战的各种历史资料里，日本对中国和苏联使用生物武器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页。多年以来，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成功地封禁了对这段历史的讨论。日本政府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发动的细菌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犯罪行为，可能导致大范围疫病的流行，危及无数人的生命安全。美国政府为何也要参与进来，非法地掩盖日本战争罪行的证据呢？如今公开资料显示，华盛顿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们想确保美国能够独自占有某种“极具价值”的军事资料。 华盛顿从未如此不加掩饰地执行双重标准。作为敌人手中一种具有潜在威力的武器，生物武器在进入美国的武器库之后能够成为一种可被接受的、有价值的军事工具。我们的一些军方领导人在对生物武器进行描述时甚至变得情绪激昂起来。在他们口中，生物武器是符合“人道主义”的，因为这种武器提供了取得胜利的捷径，它可以拯救生命，尤其是可以拯救美国人的生命。此外，与那些传统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成本低廉，而且还不会对物质财产造成破坏。 如今我们回首往事，就不难明白为何这段历史多年以来一直被尘封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关于这段历史，偶尔会有一些零散的碎片浮出水面，不过每一次都会遭到美国官方的否认，而且通常都伴随着看起来颇为权威的驳斥。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曾指责美国使用了日本早期生物武器的升级版本。美国不仅否认了中国人的指控，而且还声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日本曾使用过生物武器。1952年11月的美国《空军》（Air Force）杂志上刊登了约翰·J·德里斯科尔（John J. Driscoll）上校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体现了当时很典型的美国立场：事情最初源于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1949年12月对12名前日本军人的指控，那些日本人受到指控是因为他们曾在二战期间“制备和使用过生物武器”。其实，早在1946年8月，日本生物武器实验项目就已经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排除在审理工作之外”，而苏联人当时也是那个法庭的成员。可是即便如此，在北朝鲜对南朝鲜进行6个月的入侵之后，那些赤色分子如今又旧事重提了。 石井四郎/资料图 事情的真相与上述文字所讲的情况完全不同。事实上，日本生物武器实验项目并没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排除在审理工作之外”，它只是被“压了下来”。在30年代末，日本的生物武器已经在实验室里发展到了相当先进的程度，那些武器在日本对中国军队和平民的攻击中获得了非常成功的应用。不过，对俄国人进行攻击时取得怎样的效果，目前尚缺乏资料证实。到了1945年，日本已经拥有了一个十分庞大的生物武器库，日本所拥有的细菌、细菌载体和投射载具的数量达到了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匹敌的程度。 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生物武器方面获得毫无争议的领先地位，主要是因为日本科学家在动物和人体上进行了致命的病菌实验。充当人体实验对象的大多是中国人，也有部分俄国人，如一个日本参与者所说，另外还有一些“混血人种”。据估计，至少有3000人在实验中死亡，其中一些是被病菌感染而死，另一些在身体条件恶化后由于不适宜继续参与实验而被杀害。此类传闻多年来从未消失，不过均遭到了东京和华盛顿的否认。 此外，直到最近才获得披露的一些信息显示，在那些人体实验对象中，还有数量不明的被俘美国士兵，他们是在战争爆发初期被日本俘虏的，一直被关在中国东北地区距离日本细菌武器实验室不远的战俘营里。不久前，我们刚刚获得证据：其实美国政府早就知道日本人所犯下的那些战争罪行，华盛顿之所以掩盖证据，其目的在于确保美国能够独占日本的生物武器技术。那些美军士兵在日本实验室里受尽折磨最后死亡，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利益，美国政府并没有为他们伸张正义。 在根据《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被解密的包含“顶级机密”的政府文件中，我发现了许多细节，我对当时大量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道德水平产生了质疑。甚至美国的一些医疗专家也参与了证据的掩盖工作，这种对不人道罪行进行掩盖的行为是对他们从医誓言的极大讽刺。 这一切要从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说起。当时，一名叫石井四郎（Ishii Shiro）的日本军医向上级长官提议，日本可以通过成本低廉的生物武器对敌军造成大量伤亡。这位石井四郎后来官至陆军中将，正是这个人，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可独立运转的、先进复杂的大型细菌和昆虫培养设施，建立起了可供进行人体实验的监狱、实验室和制造细菌炸弹的生物武器库，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机场、特种飞机和一个可供处理人体实验对象尸体的焚尸房。 石井四郎中将主导的细菌战当时并未受到人们的注意，有可能因为那些生物武器攻击行动本身未获得预期效果，也有可能因为中国或苏联受害者把疫病的爆发归于自然原因。不过，还是有一些此类攻击行为被中国人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资料显示，受到日本生物武器攻击的中国城市有11个，在1940-1944年期间受到日本人为传播疫病而死亡的中国受害者有700人。苏联方面并未提供任何细节，他们只是说自己是日本生物武器攻击的受害者。 当时有两起事件被报道了出来。中国国民党当局声称，1940年10月27日，日本人向华东地区上海附近的宁波市投掷了生物武器。虽然这起事件并未经科学手段证实，但人们当时观察到的情况是高度可疑的。有人看到盘旋在宁波上空的日本飞机上掉落了一个物体。随后不久，大量跳蚤出现在该地区，有99人感染了病菌，除了一人其他全部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宁波的老鼠并未感染疫病。在当地，人类瘟疫爆发往往是由鼠疫流行所导致的。 1941年11月4日清晨，人们发现一架日本飞机在中国湖南省常德市上空盘旋。那架飞机并未投掷炸弹，而是向下抛洒了小麦和水稻颗粒以及纸张和棉絮，那些东西大多散落在常德市东门区的两条街道上。在接下来的三周里，住在两条街上的6人相继死亡，死者的症状非常像感染了瘟疫。在第六个人死亡后不久，曾受到国联邀请赴印度担任瘟疫专家的陈文贵医生领导一支公共卫生专家组到达了常德。经过尸检后，他发现那些感染人体的病菌是经过人工培养和动物实验后才能产生的。这一次，人们还是没有发现鼠疫的流行。 1945年8月8日午夜，苏军坦克正在跨越中苏边境时，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就在那一段宽限期里，日军毁掉了他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生物武器研发生产设施，杀害了剩余的还未使用过的人体实验对象（据说仅处理尸体就花费了30个小时），并把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宝贵的实验设备运往了南朝鲜。据报告，其中一些设备最终被偷偷运回了日本。 1949年12月，在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日军大量恶行被揭发出来，法庭收到的证据显示，中国国民党当局对日本提出的细菌战指控是成立的。军令和铁路运输单据都证实日军曾运输过生物武器物资；此外，其他大量能够证明日军罪行的日本文件也出现在了法庭上。 石井四郎所领导的负责生物武器生产的主要工厂名为“731部队”，关于这家工厂，一些资料是这样描述的：据专家计算……该工厂在一个为期数天的生产周期内可以培养3万万亿个病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从培养基表面刮下来的那层粘稠的、奶油一样的病菌的数量是用公斤来计算的。 据计算，仅仅这个工厂每月的病菌产量就有8吨之多。 此外，石井四郎所领导的机构还从事其他一些与生物武器无关的医疗项目，其中一个被委婉地称为“净水部队”（他的确是研发过有效的净水设备的）。在被日军入侵的亚洲国家，日军强征当地女性“款待”日本军人。在“慰安所”门外往往会排起长队，这就导致医疗卫生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军事医疗人员让那些被关在“慰安所”附属监狱里的女性“感染上梅毒，以便研究预防梅毒的有效办法”。 近期出版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等3部5册档案文献集。来源：新华社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封面图。来源：新华社 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另一项被揭发的日军罪行是“冷冻实验”：那些中国人被带到气温在零下4摄氏度的户外，他们手臂裸露在外，然后用鼓风机吹向他们的手臂，直到他们的手臂被完全冻住。冻住的标准是，用铁棒敲击手臂发出的声音与铁棒敲击木板发出的声音相似即可。 然后那些中国人便会被带回室内，各种各样的解冻实验便开始了。据“731部队”监狱人员的描述，那些中国男人和女人，也就是冷冻实验的受害者，他们的骨头会从腐烂的皮肤里穿出来。一些纪录片对此类实验的描述更加触目惊心。 行文至此，能够证明日军上述罪行的证据大多来自中国国民党当局、北京和莫斯科，其中一些日本战俘可能是在压力之下开口的。不过，一些后来逃回日本的细菌战参与者还是打破了保守秘密的承诺。在数百本由日本退伍老兵撰写的回忆录中，仅有几本出自前“731部队”成员之手。秋山浩（Hiroshi Akiyama）在两篇杂志文章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曾做过陆军上尉的木村文平（Bumpei Kimura）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前少校榊亮平（Ryohei Sakaki）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们是如何通过空投老鼠和田鼠（一种与老鼠相似的啮齿类动物）将病菌扩散的，此外他还介绍了石井四郎研发的能够快速繁殖跳蚤的“育婴房”，在那里可以快速生产出数百万只跳蚤。 不过，关于石井四郎的部队所扮演的角色最具戏剧性的证言还是来自吉永晴子（Yoshinaga Haruko）拍摄的曾在东京广播公司播出过的一部一小时长的纪录片。1976年11月19日，《华盛顿邮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在这部影响力并不大的关于日本细菌部队的纪录片中，吉永晴子导演揭开了日本在战时和战后严格保守了多年的秘密。她走遍日本各地，面见了20名曾在“731部队”服役过的老兵……其中有4名老兵同意接受她的采访。吉永晴子发现，那些老兵的证言与苏联军事法庭上对日军提出的战争罪行控告是完全吻合的。 吉永晴子采访过的一些老兵表示，他们曾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报告给了驻在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一名叫江口的老兵说自己是“第二个被叫去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报告情况的人”，他们为他的证言“做了记录”；高桥曾是一名军医和陆军少校，他说：“我1947年去过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两次，调查员让我写一份报告，他们说只要我写下来，他们就会保护我免遭苏联人的报复”；曾当过飞行工程师的熊本说，战争结束后，石井四郎去了美国，他是“带着他的研究数据去的，他为我们大家求了情，希望能得到美国的赦免”。 《华盛顿邮报》曾尝试就上述日本老兵的证言进行求证，该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国防部和司法部的媒体事务官员们说，他们不掌握相关信息，不过他们会进行调查”。两年后，我给这两个部门写了信，询问他们的调查是否已经结束。司法部回复说，这件事不属于他们的职权范围，因此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国防部最初回复说他们找不到《华盛顿邮报》曾有这样一篇报道。在我的一再追问之下，他们让我去国防部下属的影音资料馆查询那部纪录片的情况，而影音资料馆的人对我说他们的馆藏里没有这样一部纪录片。 根据《信息自由法》查询重要资料需要人们具备很大的耐心，而且经常需要运气的配合才能有所收获。我曾就吉永晴子拍摄的日本细菌战纪录片向国防部进行过多次查询，结果一无所获。不过，最后有一位颇有责任感的陆军中尉对我说，他自己也找不到关于那部纪录片的任何资料，不过他发现一份档案与日本细菌战有关。那份档案里有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大部分电报往来记录，其中还有一些与日本细菌战有关的报告（本文稍后会加以引用）。 在这些查询工作中，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很多尚未正式解密的文件曾在50年代美国法律乱局中在由诸多美国政府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被提及过，因此那些文件本身或对文件所包含内容的描述可根据《隐私法》（Privacy Act）通过对那些私人档案的调取来获得。 一旦石井四郎把中国人用作生物武器实验对象的情况获得证实，那么我们便可以确信，他同样也用过美国战俘，也许还用过英国战俘，他甚至还可能用日本犯人也做过实验。也许由于不同种族对某一特定病菌的接触史不同，在某种情况下，不同种族对同一种病原体所产生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直到最近，我才在1949年苏联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中发现了两条线索，其中一条指出：“早在1943年，作为‘731部队’研究人员的皆田就被派往战俘营，以测定美国士兵血液的一些数据以及那些美国士兵对传染病的免疫力”。 由于某些无法说明的原因，那些苏联检察官忽略了这条以及其他几条非常容易吸引人注意力的线索。不过，美国检察官在参加东京审判时的表现也是如此，他们也曾频繁遗漏某些有价值的东西。美国检察官们不但看起来不愿意追查有关美国战俘的报告，而且他们很明显地对与日本细菌战有关的任何事情都缺乏兴趣。 当中国的蒋介石政府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回到首都南京时，他们发现南京还有另一支被称为“多摩部队”（TAMA Detachment）的生物武器研究机构。这支“多摩部队”成立于1939年，最初是作为“731部队”的分支机构而存在，后来发展成了一个有12个部门、1500名工作人员的独立的生物武器研究机构。与“731部队”一样，“多摩部队”也使用在押犯人进行人体实验。南京派出的中国检察官向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了关于“多摩部队”的报告，中国检察官要求必须将“多摩部队”纳入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起诉范围。由于中国人的一再坚持，法庭最终答应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在1946年8月29日的庭审记录中，我发现法官和美国诉讼律师戴维·萨顿（David N. Sutton）之间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戴维·萨顿：敌人的“多摩部队”使用平民进行医学实验，他们用平民来测试人体对有毒血清的反应。这支“多摩部队”是日军最神秘的机构之一，被他们屠杀的人到底有多少目前还无法确定。 庭长：关于用平民来测试人体对有毒血清的反应这件事，你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吗？这是一个新情况，我们从未听说过。你就只提供这一点情况吗？没有其他信息了吗？ 戴维·萨顿：目前我们还无法提供更多证据。 日方的一位辩护律师提出反对，他说“戴维·萨顿并没有为自己的指控拿出足够证据，那也许只是一个从事疫苗接种的机构，是为中国平民提供服务的机构”。法庭采信了辩护律师的说法，判定南京方面提出的日本进行细菌战的证据不能被法庭接受，随后法官说中国国民党当局没有对情况进行严格的调查。 这种情况显然是不正常的，如此牵动人们神经的事情法庭竟然没有追究下去，法庭竟然没有亲自安排人员进行调查。而且当时法官本人也是非常吃惊的，他说过“这是一个新情况”这样的话，他还问戴维·萨顿“你就只提供这一点情况吗？没有其他信息了吗？”当时的戴维·萨顿完全可以点燃导火索把事情引爆，虽然法官催促他多说一些，可他很显然不能（或者说不愿意）那样做。 如果说美国政府下辖的某些机构不能或不愿对日本细菌战的情况进行调查的话，其他一些机构却一直在对日军的生物武器项目进行暗中调查，而且这种调查在二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目前已经解密的档案是1944年1月28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写给联合情报参谋部（Joint Intelligence Staff ）的一份备忘录：“据1943年12月21日一个可靠的情报来源报告，日军在日本京都有一个细菌战实验室……”，这份备忘录还提到中国此前在这方面发表过的一些报告，而且提到一份未经证实的文件也曾指出“1941年初，日本北海道西南部港口城市小樽附近的捕鱼活动曾一度暂停，因为在小樽大学实验室被洪水冲毁后，一些人工培养的鼠疫病菌已经随着洪水流入大海”。 在最近解密的美国情报部门档案中，我发现了一份在华美军G-2部门撰写的报告，里面提到了一名日本战俘交待的情况：1942年浙江战役期间，日军占领了一片曾遭到生物武器攻击的地区，日军的伤亡人数在很短的一个时间段内急剧增加，疾病以霍乱、痢疾和鼠疫为主。被感染的士兵大量涌入医院……那些被霍乱感染的日本士兵往往由于接受治疗太晚，大多死掉了。这名日本战俘看到，南京水供应与净化部门（也就是“多摩部队”总部——原注）的数据显示，死亡数字在1700人以上……日本战俘认为，实际的死亡数字可能会更高，因为“压低那些令人不快的数字是日军很通常的做法”。 这份在华美军G-2部门的报告在结尾处对那名日本战俘做了一些描述，说他曾在南京和九江日本细菌部队服役，是个“非常聪明、诚实的人……他提供的信息是可靠的”。 美国陆军防化兵部队的威廉·克雷西（William Creasy）少校在二战结束10年之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陆军早就注意到日本的细菌战动向了。克雷西少校认为，日军对美国使用的纸气球炸弹（二战中日军在日本本土释放携带炸弹的气球，利用高空气流飘到美国本土后落地爆炸）很可能就是一种生物武器。“据美军掌握的情况，日本早在1932年就开始对生物武器表现出兴趣了。1937年，他们已经建立起了生物武器研究和实验机构”，他写道。 我在杜鲁门图书馆查阅到的档案显示，战争刚刚结束，美国政府就开始对日本发动细菌战的情况展开了调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就派遣了一个科学调查组前往日本，担任组长的是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博士，他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担任校长。1945年10月3日，日本投降后还不到两个月，康普顿博士回到华盛顿，当面向杜鲁门总统报告了调查的初步结果。第二天，康普顿博士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篇长达6页的调查报告。整篇报告信息量很大，其中对日本生物武器情况的分析很吸引人：如果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日本在细菌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够对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或技术进步有所助益的话……我们的医学专家和细菌学专家们通过与军方医疗机构的紧密合作，正在持续不断地在这方面加紧研究工作。看起来，日本对细菌战已经做了很积极的准备。截至目前，他们一直否认自己有任何发动细菌战或为发动细菌战进行准备的意图，不过我们对他们的否认态度是存疑的，我们正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工作。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调查工作进展缓慢，持续了数月之久。他们最终确定了日本细菌部队中一些高级军官的名字。石井四郎一直声称，他们所有的工作都是防御性的，他从事的是水源净化工作，因为中国人，尤其中共方面的人，一直在污染日军的饮用水水源，而且他也相信苏联人打算对日本发动细菌战。 在面对美国调查人员时，石井四郎最初给人留下了一种很狡猾的印象。他利用了美国调查人员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他把一切都归咎于中国和俄国的共产党人，说他们十分残忍、对人命毫不在意，这些描述其实正适合他自己。在他的细菌战行为无法掩饰时，他又开始为自己寻找借口，希望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合理化。石井四郎坚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共产党的反击，“他们”那样做，所以日本不得不做些事情防止自己在战场上处于弱势。 在最初的几次谈话里，日本人一直想掩盖真相。北野政次（Masaji Kitano）是石井四郎离开“731部队”期间该细菌部队的代理领导者，他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此外，另一个从事细菌战的“100部队”的领导者若松雄二郎（Wakamatsu Yujiro）也是如此，“100部队”主要从事动物疾病的研究（其实他们也用人体进行实验，以便研究家畜传染病对人类的影响）。这些接受询问的日本军官都说，所有记录都已被销毁，所有人员也都已被遣散。 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不是苏联和中国国民党当局，美国的调查工作也许真地会无果而终。苏联和中国国民党当局都拿出了足以给日本人定罪的证据。苏联发表了对两名被俘的日本细菌部队人员川岛和唐泽的审讯记录。这份记录描述了日本细菌战研究机构是如何运转的，他们是如何培养病菌宿主的，两名日本俘虏承认自己做过人体实验，他们还描述了石井四郎是如何通过制造特殊炸弹解决生物武器载具的问题的。关于这些信息是如何传递的，目前仍无法确定。美国方面的档案显示，上述信息先是被送往驻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不久后其下辖的国际起诉科（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才获悉。不过，苏联人对事实给出了另一个版本。根据苏联方面的说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拒绝接受中国在“多摩部队”问题上提供的证据之后，苏联诉讼团队把川岛和唐泽提供的书面证据交给了美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凯南（Joseph B. Keenan）。 如果苏联方面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么很难理解为何约瑟夫·凯南和他的诉讼团队没有立即就日本的生物武器问题展开全面调查。无论哪种情况是真的，很显然上述信息很快就通过高级别情报管道送达了美国高层，而且美国很快就决定对所有与日本细菌战有关的消息进行严密封锁。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炭疽菌实验报告封面图，上面有德特里克堡基地的字样。来源：新华社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鼻疽菌实验报告、炭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的封面。来源：新华社 在掌握了苏联提供的对川岛和唐泽的审讯记录之后，麦克阿瑟手下的调查人员重新对石井四郎以及其他几个有名的细菌战参与者进行了询问，他们的否认态度很快就瓦解了。于是，在东京和华盛顿之间开始出现多封紧急密电。1947年2月10日，美军远东司令部总司令（CINCFE）对美国陆军部（War Department）说，苏联人正在为获得审问石井四郎等人的许可施加压力。这位总司令说，他不认为苏联人能问出什么新东西，不过他觉得如果对苏联人的审问过程加以分析，也许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线索。 华盛顿回复说，苏联提出提审石井四郎的要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日本是对中国使用的生物武器，而不是对苏联，整件事情跟苏联毫无关系。不过，如果能够采取某些预防措施的话，美国也许可以借给予苏联提审许可展现出一种“善意姿态”。需要做的是：首先，让最有能力的美国审讯专家对日本人进行重新审问，如果这一过程中美国能发现任何新的或重要的信息，那么就应要求日本人绝不能将这一信息透露给苏联；最后，一定要告诉日本人，绝不能向苏联人提起自己曾被美国调查人员审问一事。 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在美国生物武器专家从华盛顿前往日本对重新审问进行指导之后），美国的调查工作出现了重大突破。1947年5月6日，从东京发往华盛顿的一封电报写道：东京这边日本人的表态内容能够证实苏联监狱里日本人的话是真实的……三个日本人都知道人体实验的事，他们对实验进行了描述，石井四郎也默认了这一事实；日本人曾在中国进行过实地试验……报告显示试验项目的规模……1945年8月，他们的“731部队”销毁了400公斤（880磅）干燥处理过的炭疽病菌……石井四郎很不情愿地承认，他上面还有更高级别的领导（也许是将军级别的人），石井四郎主持生物武器研究，那个领导是知晓的，而且是那个领导授权石井四郎这样做的。石井四郎说，如果美国方面能提供书面保证，让自己、自己的领导和下属免遭“战争罪”起诉，那么他愿意对整个项目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石井四郎说，关于如何在战略和战术层面使用生物武器进行防御和进攻，他掌握大量重要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都是通过在远东地区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实地使用最先进的生物武器之后获得的。 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部档案室保存的人体实验报告书复印件。来源：新华社 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部档案室保存的《炭疽菌实验报告》封面及部分内容。 在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三方博弈的紧张局面。苏联方面要求，要么在战争罪法庭上把细菌战正式确立为一个问题，让石井四郎等人坐到被告席上去；要么把那些日本人送往苏联受审。麦克阿瑟手下的工作人员一方面与苏联代表周旋、拖延时间，另一方面要求石井四郎把一切都说出来。而石井四郎要求为自己在中国的战争罪行先获得豁免，他只是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非核心的东西，他很聪明地暗示，自己知道该如何在寒冷气候中使用生物武器（也许是在西伯利亚地区？）从那时开始，没有人再提起过中国国民党当局，中国人要求对石井四郎进行严惩的诉求也无人再关心。如果华盛顿认为整件事与苏联无关，那么显然它认为整件事也与中国无关，而是只与美国有关。 华盛顿对麦克阿瑟上面那封报告重要进展的电报进行了回复，这封回电采用了最高保密级别。华盛顿在密电中问石井四郎或其他日本细菌战相关人员是否已经被确定为战犯或已经被纳入即将被确定为战犯的范围。在东京方面，驻日盟军总司令法律事务部的阿尔瓦·卡朋特（Alva C. Carpenter）上校对华盛顿进行了回复，他在回复前与负责战犯起诉工作的国际起诉科（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进行了“协调”。鉴于东京的麦克阿瑟和华盛顿都对日本的细菌战行为有了掌握，卡朋特上校于1947年6月7日向华盛顿发出的电报读起来颇为有趣： 法律事务部关于石井四郎等人的报告和文件都是以匿名信为基础写成的，据说里面包含许多流言和口头证言。截至目前，法律事务部通过对大量与日本在华细菌战有关人员的审问，并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支持对他们提起战争罪指控。那些所谓的受害者的身份是无法确定的。服刑者、农民、女性和儿童都被日本人用来进行生物武器实验的说法是无法证实的。日本共产党声称，“石井细菌战部队”在奉天（即中国沈阳）用被俘美军人员做人体实验，而且还说与此同时日本人在东京和京都也在从事此类研究。石井四郎的部下无一人受到指控或被认为是犯下战争罪的嫌疑人，也不存在足够的证据支持这样的指控。 三周以后的6月27日，卡朋特上校再次向华盛顿发去电报，他在电报中说已有“强有力的详细证据”证明日本使用过生物武器。然后，他又写道：“从国际起诉科的上述观点的确可以得出日军在石井四郎的领导下违反陆战规则的结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起诉科建议对他们提起诉讼”。卡朋特上校解释说还需要更多证据，通过彻底调查让事情水落石出。他用律师的口吻最后写道，提起诉讼是困难的，这是国际法庭在提供证据方面的规则所导致的一个难题。 华盛顿很显然从卡朋特上校那里听到了自己想听的东西。“匿名信”、“据说”、“流言”、“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无法证实”、“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起诉科建议对他们提起诉讼”……所有这些用词后来都出现在了给予石井四郎豁免待遇的正式文件中。 限于篇幅，我无法在本文展示更多文件和电报的内容，读者可能会在那些文件和电报中发现更多的细节。有证据显示，日本生物武器项目比当时美国调查人员想象的要庞大得多。美国太平洋战区医疗情报官员发现，日军在频繁使用一种非常先进的“净水设施”，其中包括很小的便携式实验装置。当时美军医生们不理解隔离服等日本装备的用途。40年代中国华中战场上爆发的不同寻常的疫病如今看起来已经不像当时那么难以理解了。 1947年7月1日，爱德华·怀特尔（Edward Wetter）和H.I.斯塔布菲尔德（H.I. Stubblefield）在为少数军方和国务院高级官员撰写的一篇备忘录中表现出了罕见的坦诚态度。 他们报告说，石井四郎等人非常配合，他们正在撰写大量报告，而且他们已经同意提供“8000多张经过生物武器实验后人类和动物尸体组织的照片”。他们指出，人体实验的效果要比动物实验好得多。他们指出，据判断苏联仅仅掌握“一小部分技术方面的信息”，由于“那些日本人受到战争罪行指控会导致数据被所有国家获取，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必须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还强调，日本人所掌握的实验数据“对美国自己的生物武器研究项目具有重要价值”，而且“日本实验数据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价值极大，其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战争罪行诉讼本身”。 1947年7月15日，“国家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SWNCC）的塞西尔·胡伯特（Cecil F. Hubbert）对爱德华·怀特尔和H.I.斯塔布菲尔德的备忘录进行了回复，他同意二人的观点，但也提出警告，那样做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因为“在德国的‘国际军事法庭’已经把石井四郎等人所做的那种人体实验判定为战争罪”。他接着指出，美国“目前正在德国纽伦堡对一些德国一流科学家和医生提起诉讼，因为他们曾在人体上进行实验，对实验对象造成了很多痛苦，并导致了实验对象的死亡”。胡伯特还警告称，如果苏联方面要求对日本战犯进行交叉审查的话，整件事可能会被暴露，届时局面将无法收拾：要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即苏联人在奉天地区进行独立调查可能会发现美国战俘曾被用来充当以生物武器研究为目的的人体实验对象，而且那些美国实验对象已经因此死亡…… 虽然存在上述风险，不过胡伯特还是同意怀特尔和斯塔布菲尔德的观点，他主张采取保密措施并给予那些日本细菌战参与者战争罪行的豁免权。他写道：“目前手中的数据……并不足以证明石井四郎等人犯下了战争罪”。 美国安排了大量医疗人员对日本人提供的资料进行了评估。华盛顿派往日本进行实地评估的第一批专家之一就是诺伯特·费尔（Norbert H. Fell），他于1947年4月初启程前往日本。6月底，诺伯特·费尔医生回到华盛顿。来自东京方面的说法是，应该向费尔医生开放所有的相关电报记录，因为“他是掌握最新第一手资料的调查专家”。 埃德温·希尔（Edwin V. Hill）医生是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一位医学博士、基础科学带头人，他在报告中提到了石井四郎等人保留的一部分技术数据。他写道，此行赴日的目的在于获取更多资料，以便对日本人已经提供的材料进行证实，“我们对他们从中国转移到日本的那些病理资料进行了检查，并获取了对理解病理数据有价值的记录等说明性材料”。 埃德温·希尔等人与19名日本生物武器专家进行了谈话，证实了许多以人类和动物为实验对象的独立实验结果，此外还涉及一些与植物疾病有关的工作。他们还对石井四郎的净化流程以及通过飞机喷洒病菌气溶胶的系统进行了调查。石井四郎等人向美国专家们描述了炭疽杆菌、肉毒杆菌、布鲁氏菌的人体实验细节，包括被感染的人数和最终死亡的人数。 埃德温·希尔在报告的结尾指出，日本人所提供的材料是极为珍贵的，是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他甚至代表石井四郎等人求情：此次调查收集到的证据极大地弥补和扩充了我们此前在这一领域的知识。日本科学家向我们提供的数据需要我们自己耗费无数美元和多年时间才能取得。我们获得了大量关于人体对病菌易感性方面的数据。我们在自己的实验室中是无法取得那些数据的，因为这需要进行人体实验，而进行人体实验会在良心上对我们造成不安。获取那些数据仅需25万美元，与其研究成本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所获得的病理数据是那些实验的价值所在，我们希望对自愿提供这些数据的人给予方便，使其免遭麻烦，我们应尽一切努力防止数据落入他国之手。 1947年10月，德特里克堡基地派出调查日本细菌战的希尔博士在调查报告中，对花25万日元的记载。来源：新华社 埃德温·希尔在报告中提出“应给予方便，使其免遭麻烦”的那些日本生物武器研究人员不仅让人体实验对象感染上病菌以研究死亡的比例，而且有时候为了获得更详细的科学数据，他们还有意杀害实验对象。在一群人体实验对象被感染之后，随着感染情况的发展，日本人会在感染的不同阶段挑选出一些直接杀死然后进行解剖，这样他们就可以对不同感染阶段的情况进行研究。 很显然，我们在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专家们从日本同行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日本人提供的数据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相关研究项目的进展，美国专家们只是说那些数据是“无价的”。据说美国后来使用的生物武器与此前日本人研发的生物武器至少是非常相似的。让羽毛沾染病菌是石井四郎的发明，而此后羽毛炸弹就成了美国生物武器库中的标准配备。已故的西奥多·罗斯伯里(（Theodor Rosebury）医生指出，“如果要了解生物武器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效果，我们就必须从人体上直接获得数据”。他还进一步指出，那些偶然被感染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对研究工作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从现有的档案中，我们无从得知是否有人知道那些被当作人体实验对象的中国人、俄国人、“混血人种”以及美国人的名字，他们的生命因大剂量的病菌感染、长时间的X光照射或活体解剖而过早地结束了。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石井四郎以及许多其他“731部队”的高级官员都完整地活过了自己的一生，只是在老年时期患了一些自然产生的疾病。其中有一些，比如一位叫北野的将军甚至在写作本文时仍然非常健康，他目前正在日本的家里安享自己的退休生活。 1969年11月2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将放弃使用生物武器，他说：生物武器可以产生大规模的、无法预测的、潜在的、无法控制的恶劣影响。它能够造成疫病流行，且危及未来世代的人类健康。因此，我决定美国放弃使用致命的生物武器以及其他所有生物战手段。 几个小时之后，华盛顿的官员们就开始对总统声明的适用范围加以限定。就在当天，时任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就对参议员小查尔斯·马迪亚斯（Charles Mathias, Jr.）说：“这不会对国防部的基础研究项目造成重大影响”。 一年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称，美国军方想要继续进行的一些国防研究项目涉及“研发和制造致命的生物制剂以及反制这种制剂的手段。‘这听起来与我们曾做的那些事情已经非常相似了’，一位官员私下说道……”。 在随后的几年里，许多迹象显示五角大楼对生物武器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科学》杂志的一篇报道中，萨缪尔·古尔德哈勃（Samuel Goldhaber）指出，美国打算保留一定规模的“防御性”的生物武器研究项目，虽然白宫已经声明此类项目将完全公开透明，但军方随后却说该项目属于军事机密。为完成该项目，需要把240名平民和190名军方人员从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研究中心转移到美国陆军位于犹他州的达格威试验场（Dugway Proving Grounds），在那里可以对防御性的生物武器研究活动进行集中保密管理。 美国陆军最初宣布，德特里克堡要么被关闭，要么被改建为普通医疗研究机构。虽然人们提出许多建议，如改建为癌症研究中心，但美国陆军方面显然找不到愿意承担维持该机构运转庞大资金的机构。 问题最终得以解决，是因为美国陆军方面改变了想法，他们决定继续在德特里克堡维持一个小规模的“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机构，并把其他设施租给政府部门。美国农业部已同意在德特里克堡设立一个专门研究植物疾病的部门。不过当时有人指出，美国农业部并未设立什么“新”的部门，他们只是接手了原来美国陆军早已在进行中的植物病原体研究项目。 1972年8月初，苏联卫生部长鲍里斯·彼得罗夫斯基（Boris V. Petrovsky）访问德特里克堡，并被允许参观原来被用于进行最机密的生物武器研究工作的区域。工作人员对随行记者说“入口处的警卫如今已经撤掉了”。1977年11月，我本人亲自造访了德特里克堡，发现警卫仍在。 在阅读了两天与该机构早期历史有关的解密档案之后，工作人员要求我与该机构一位负责人见面，那位负责人很详细地询问了我为何会对生物武器感兴趣。对德特里克堡的参观的确是允许的，不过他们对我本人以及两位同行研究者开放范围进行的限制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在一间办公室的墙上看到了使用该设施的机构名单，大多数都是军事医疗研究单位，其中一些隶属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这家研究机构是在尼克松总统宣布生物武器禁令后该设施的官方管理机构。当时，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领导官员是丹·克罗齐耶（Dan Crozier）。 1978年，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由于坚持保留一种天花病毒培养体而卷入了一场争端。由于预计天花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根除，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各国仍保留天花病毒的实验室都应彻底销毁该病毒或把该病毒转移至联合国指定的四个地点进行保存：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位于莫斯科的天花病毒预防实验室、位于伦敦的圣玛丽医院以及位于东京的日本国家医学研究所。 美国军方的医学研究人员表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希望能继续保留天花病毒培养体的理由十分充分。由于疫苗非常有效，如今很难再使用天花病毒制造生物武器。不过，一旦天花根除，疫苗将不复存在，未来人类将对这种病毒失去免疫力。到那时，天花病毒将有可能重新成为生物武器的制造原料，恐怖分子或外国势力将可能用它对美国进行攻击。 因此，美国陆军方面因诊断需要不得不保留天花病毒培养体。据一位军方知情人士说，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不愿意依赖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因为把病毒培养体送到那里保存后，随着时间流逝，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许会无意间损毁那些培养体。陆军方面其实是过虑了，因为天花病毒培养体对于血清学检测或疫苗生产来说都不是必须的。 除了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美国还有一家机构拒绝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那就是位于马里兰州罗克韦尔的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ATCC）。该机构称，希望自己保留天花病毒培养体，而且仅出于存档目的，以防样本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丢失。 奇怪的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和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都认为，在其他国家自愿放弃天花病毒样本的时候，美国却需要三份天花病毒样本。我们有一天会看到，也许在美国某处还秘密保存着一份天花病毒样本。 如今已曝光的资料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多年来一直保存着有毒物质、细菌和病毒，不过大多都是少量的处于即时可用的状态。70年代初，在尼克松总统宣布生物武器禁令之后，中央情报局为自己所有的“可供支持行动”的库存编制了目录。可是在1975年8月23日的一篇备忘录中，我们看到在接到销毁令6年之后那些库存仍然存在，就在中央情报局设于德特里克堡的特别行动小组那里。 在天花病毒样品的问题上，很显然情况是不正常的。军方人士认为，天花病毒目前不是生物武器的原料，但未来也许会成为生物武器的原料。他们错误地主张，为了避免美国未来受到该病毒的攻击，美国有必要保留天花病毒的培养体。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似乎已经把天花病毒视为生物武器的一个选项，而且显然正因为他们认为天花病毒具有这一价值，他们才非法地保存该病毒达6年之久。值得指出的是，在德特里克堡扮演攻击性武器研究机构的角色终结之后，中央情报局在1975年仍然在德特里克堡存储天花病毒以及其他可用于攻击目的的生物样本。如果中央情报局关于天花病毒知道一些我们普通人（包括非军方医疗人员）都不知道的东西，那么上述奇怪情况也就不奇怪了。存在如下可能性，即我们的生物武器专家们已经发现了或制造出了天花病毒的一种变体；他们认为，即便当今人类已经对天花病毒存在广泛的免疫力，但这种天花病毒变体仍然具备成为生物武器制造原料的潜在价值。 在德特里克堡表面看起来即将关闭时，其非军方工作人员开始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一名记者对进入新的民间机构或联邦政府机构的昔日生物武器研究人员进行了追踪，这名记者问他们在做什么。一些人在接到他的电话时非常不悦，拒绝回答。其中一个人竟然发起火来，声称什么也不会告诉他，即便自己桌子上的铅笔是什么颜色也不会告诉他，甚至桌子上有没有铅笔也不会让他知道。从那些人的表现来看，这名记者猜测，他们仍然在从事生物武器研究工作。 对于反对生物武器的人们来说，一个很大的困难在于，生物武器研究是很容易打着普通医学研究活动的幌子获得合法身份的。石井四郎用“净水部队”和“疫苗生产机构”来遮掩自己的行动。即便生物武器攻击已经完成，有时也会被认为是瘟疫的自然爆发而被忽略过去（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了）。一些人否认日本的细菌战暴行，为其进行遮掩已经50年了。30多年来，美国在做同样的事情，美国一直掩盖日本发动细菌战的证据而且还掩盖自己也在从事生物武器研究的事实。我们还需要多久才能知晓美国研发和使用生物武器的全部真相呢？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美国学术期刊《批判性亚洲研究》1980年第四期，此文2019年7月5日由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发表于互联网】 作者简介 约翰·威廉·鲍威尔，美国进步人士，美国著名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之子。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从20世纪20年代起长期担任上海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和发行人。主张“中国为独立之国家，而不为西欧或东瀛之附属品”，“中国关税自主，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裁判权”等，1923年将《密勒氏评论报》的英文名字改为“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28年斯诺由美国初到中国，被鲍威尔聘为《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继而又聘斯诺为代理主编。 1935年鲍威尔访问苏联，次年经日本到菲律宾，西安事变后返回中国。1936年11月14日，他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率先发表斯诺在延安与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及毛泽东的照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被日军逮捕，关押在“大桥监狱”，《密勒氏评论报》也被查封。在拘禁期间，备受折磨，双腿致残。1942年6月，美日两国交换被俘外交官与新闻记者时获释返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支持其子约翰·威廉·鲍威尔复刊上海《密勒氏评论报》。1947年在华盛顿逝世。著有《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 1947年约翰·威廉·鲍威尔在上海。来源：美联社 约翰·威廉·鲍威尔继承了其父亲的事业，接办了《密勒氏评论报》。朝鲜战争时期，约翰·威廉·鲍威尔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报道，谴责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鲍威尔回国后，被美国官方迫害，1956年被美国政府以叛国罪和煽动暴乱罪起诉，这一起诉直到肯尼迪政府时期，才被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终止。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原标题：约翰·威廉·鲍威尔：德特里克堡与731部队的渊源

当地时间8月13日，美国波音公司表示，由于推进系统的阀门仍存在问题，该公司的Starliner太空舱的第二次无人飞行测试将推迟至少两个月。 此次飞行测试原定于2020年12月实施，目标是与国际空间站对接，但波音公司多次推迟了飞行测试。最近一次试图发射是在8月3日，然而在发射当天的准备过程中，波音公司发现太空舱上有13个推进系统阀门没有打开，导致该公司不得不再次推迟发射。 波音公司工程师目前已成功修复成功其中9个阀门，但波音副总裁约翰·沃尔默（John Vollmer）表示，有必要将太空舱带回公司进行进一步调查。目前波音公司正与制造阀门的公司合作，确定问题出现的确切原因，并分析可能的预防措施以及是否需要重新设计。 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人员表示，此次飞行测试已不可能于8月份实施，预计将被推迟到10月中旬。（央视记者 许弢）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梁冀 监管层集中亮剑机构“抱团询价”。 8月13日，上交所一连向5家机构投资者予以监管警示，涉及深圳诚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函件显示，上述机构投资者在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过程中存在询价决策流程不规范，相关内部控制存在缺失以及报价结果缺少客观研究支持与合理解释，未能体现出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报价等违规行为。 此外，鹏华基金督察长、新股定价研究部门相关负责人还因公司个别人员多次以消极态度对待检查，对现场检查工作的正常实施和开展造成一定影响另被要求接受监管谈话，说明相关情况，并提供科创板新股询价相关的书面自查整改报告。 上交所表示，当事人应当引以为戒，做好内部规范整改，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上交所业务规则及相关行业规范的规定，建立完善的询价制度流程，规范询价行为，做到定价依据合理、决策流程完备，真正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专业定价能力。 同日晚间，中证协通报称，近期针对部分科创板项目报价一致性较高的线索，协会会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19家网下机构投资者开展联合现场检查。 检查及案件处理中发现，相关网下投资者主要存在内控制度不完善、定价依据不充分、未严格履行定价决策程序、工作底稿未妥善保存等问题。 根据《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按照投资者违规情节严重程度，协会对上述19家存在违规情形的投资者采取相应自律措施。其中，对1家保险公司暂停网下投资者资格一个月，对1家证券公司资管子公司、4家基金公司、4家私募基金管理人暂停新增配售对象注册一个月，对1家证券公司资管子公司、6家基金公司、2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给予警示。 中证协表示，协会将继续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 方针，贯彻落实《关于注册制下督促证券公司从事投行业务归位尽责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检查监督、强化行为监管、完善自律规则，进一步加强与沪深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监管协作，加大对网下投资者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构建良好的网下投资者生态环境，切实维护市场化发行定价秩序。 据了解，7月15日至23日，上交所部署开展了科创板网下投资者专项现场检查，中证协共同参与。该专项检查基于科创板近期发行的40余只新股询价报价明细数据分析，筛查出19家报价一致性较高、管理配售对象数量较多、市场影响力较大的网下机构投资者。上交所共成立7个专项检查小组，分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多地同时开展现场检查。 证监会方面也于13日通报称，2021年1月,中证协组织实施了首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抽查第二十八次抽签工作。目前，证监会已完成该批次首发企业现场检查工作，此次检查对象共包括7家首发申请企业，其中主板1家，科创板3家，创业板3家。 总体来看,检查中未发现触及发行条件的问题，未发现重大信息披露违规，也未发现中介机构重大执业缺陷等问题。后续将正常推进相关审核工作。 检查结果显示，部分首发在审公司存在会计处理不恰当、信息披露不充分、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问题，部分中介机构存在履职程序不规范、底稿记录不完整等不足。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证监会一方面根据问题的性质，遵循重要性原则，依法不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另一方面，将存在的问题通报发行人及中介机构，督促其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执业质量。 证监会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推进发行审核工作，将现场检查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加强统筹协调，不断完善全流程监管机制，进一步明晰和统一检查处理标准，明确市场合理预期。

经济观察报 记者 蔡越坤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山西信托”）正遭遇产品逾期兑付风波。 8月12日，来自成都的投资者许幽向记者表示，自己持有的“信远36号（一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产品”（下称“信远36号”）延期两年后，面临再次延期，山西信托原来承诺今年8月底就应该完成所有的本金和收益兑付，目前只兑付了本金的75%和极少的利息。 值得注意的是，8月初山西信托官网连续披露了3只产品，“信德4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下称“信德48号”）、“信德2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德5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下称“信德52号”）融资方均出现了风险事件。 针对产品发生逾期，8月12日，一位山西信托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正在按照公司相关规定与合同约定，全力推进项目处置。 接连爆风险事件 据记者了解，“信远36号”成立于2017年8月29日，成立规模2880万元，信托计划期限24个月，2019年8月底出现逾期后延期两年。信远36号产品融资方为山西沃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由开平富琳裕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西裕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保证。 根据许幽向记者提供的《关于“信远36号”2019年第二次受益人大会结果的公告》，落款日期为2019年11月29日，公告中内容指出，“公司将在项目正常到期（不含处置期）二年内分期受让和分配委托人（受益人）持有的信托受益权。第一年内，我公司受让和分配委托人（受益人）持有的信托受益权比例累计不低于40%，其中2019年底前向委托人（受益人）受让和分配2018-2019年度信托受益权收益并受让和分配委托人（受益人）持有的10%的信托受益权；第二年内，我公司受让和分配委托人（受益人）持有的剩余信托受益权；期间，委托人（受益人）信托受益权收益率按《信托合同》约定的处置期预期收益率执行。如果资金宽裕或项目处置顺利，我公司将提前受让和分配。” “延期两年后，现在山西信托相关负责人表示信远36号不能按之前的方案兑付。”8月12日，上述投资者许幽向记者表示。上述山西信托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也表示，如有情况，将第一时间向委托人进行披露，依法依规推进化解处置。 此外，8月3日，山西信托公司官网连续披露了3只信托产品融资方出现了风险事件。 首先，关于“信德52号”，山西信托表示，将信托资金贷放给山西双明兄弟实业有限公司。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向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申请7500万元信托贷款，山西双明兄弟实业有限公司作为该笔债权的保证人，该笔贷款未能在到期日归还，2021年7月20日，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山西双明兄弟实业有限公司执行。目前，山西信托作为“信德5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受托人在第一时间向山西双明兄弟实业有限公司了解该案情况以及处理预案，目前，法院已经受理并按程序推进。 其次，山西信托披露了“信德27号”临时公告，称信托资金用于与北京卓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北京卓诚惠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卓诚惠实”），卓诚惠实对山西双明卓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了股权投资，用于太原市杨家峪城中村改造项目。山西双明卓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陷于四川信托有限公司贷款纠纷之中。 最后，山西信托披露的“信德48号”信息称，信托资金贷放给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目前，该信托计划已进入处置期。 “信德27号”、“信德52号”、“信德48号”三只信托计划的融资人指向了同一关联股东——山西双明兄弟实业有限公司。 此外，记者查询启信宝信息，山西双明卓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西双明兄弟实业有限公司这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也是同一人。 启信宝信息显示，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3日发生股东变更时，山西信托成为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2018年9月12日，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再次变更股东时，山西信托退出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行列。 针对上述3只信托产品融资方出现的风险事件，山西信托表示，按照风控预案积极启动风险处置程序，最大限度保障信托财产安全，维护委托人、受益人利益。此外，我公司将持续关注该案进展情况并向委托人、受益人进行信息披露。 8月13日，记者拨打了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联系方式，对方回应表示：“暂不清楚相关情况。” 引进战投进展如何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山西信托有意引入战略投资者。 2020年11月12号，山西信托发布公告，即日起，山西信托将通过增资扩股，公开引入战略投资者。山西信托作为山西省唯一的信托公司，增资扩股工作已持续多年，2020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推进省属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加快山西金融租赁、山西信托、中煤保险等战略重组。” 关于引进战投的进展情况，上述山西信托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如有情况，将严格按照要求，第一时间进行披露。 关于公司业绩情况，据山西信托披露，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711万元，同比增加75.43%；实现利润总额5472万元，同比增加214.65%；实现净利润2090万元，同比增加26.12%。尽管各项指标均相较2019年有所增加，但是在全行业68家信托机构的排名来看，根据用益信托统计，净利润（母公司）排名为58名，总收入（母公司）排名为59名。 据山西信托官网披露，公司现注册资本13.57亿，控股股东为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份占比90.7%）。山西金控注册资本106.467亿元，是由山西省人民政府授权山西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是省政府在金融领域的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对于公司当下的转型发展，山西信托在2020年年报中披露，公司积极转型开展标品投资业务，成立信托计划，在FOF业务模式下继续整合、使用累积资源，以“多类资产+多种对冲工具”精选优质基金、资管、信托产品，以大类资产配置为原则，为投资者提供无惧市场波动、安心穿越牛熊、熨平收益差异的优质财富管理服务，打造一站式财富配置平台，实现产品整体稳健增值的目标。 此外，上述山西信托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也表示，在两压一降的背景下，公司坚决贯彻监管部门要求，做好调结构控增速等工作。尤其是标品业务的推进，将是现在与今后深耕的重点。我们将积极吃透政策要点，向行业学习，与大家一起做好转型发展，回归本源，竭力为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服务实业做好服务，优化服务。 （应受访者要求，许幽为化名）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陈姗  信托业整体转型之际，紫金信托迎来股权大洗牌。 8月8日，宁沪高速（600377.SH）发布公告，公司将以战略投资者身份，以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投资紫金信托。本次增资后，公司将持有紫金信托20%的股权。同时，紫金信托的外资股东三井住友信托银行也将参与增资4.98亿元，两家合计注资近25亿元。增资完成后，紫金信托将增加8.18亿元的注册资本金，即将从24.53亿元增至32.71亿元。 在紫金信托增资背后，既有新晋股东的高调入局，也有小股东的黯然退出。 宁沪高速发布增资公告的同一天，紫金信托的第六大股东金智科技发布公告称，根据公司降杠杆、聚焦主营业务的发展战略，拟放弃在紫金信托增资中的优先认购权，并拟将所持紫金信托股权转让给紫金投资集团。 那么，紫金信托新晋股东成色几何？股东进与退之间，又将带来哪些影响？ 增资背后的新老股东进与退 根据紫金信托增资方案，其将增加注册资本8.18亿元至32.71亿元，其中，宁沪高速认缴6.54亿元新增注册资本，增资后所占股权比例为20%；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认缴1.64亿元新增注册资本，增资后所占股权比例为20%。据悉，在三井住友信托银行参与增资的4.98亿元中，这1.64亿元计入紫金信托的注册资本，其余约3.34亿元计入紫金信托的资本公积金。 目前，紫金信托股东共有6家，其中控股股东为全国资背景南京紫金投资集团 (下称“紫金投资”)，其持股比例为60.01%；第二大股东为三井住友信托银行，持股比例19.99%。另外四家股东分别为南京新工集团(7.34%)、三胞集团(5.11%)、南京江北产投集团(5%)和江苏金智科技(2.55%)。 随着后续宁沪高速进场、金智科技退出，紫金信托股东构成也将因此发生改变，股东数则由6家减至5家。 根据紫金信托最小股东金智科技发布的《关于拟放弃紫金信托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及转让紫金信托股权的公告》，计划转让其持有的紫金信托的6265万元出资额，占紫金信托持股比例2.55%，转让总对价为1.9亿元，而此次交易的受让方正是紫金信托第一大股东紫金投资。 另外，紫金信托的另一老股东南京江北产投集团也拟将其持有的1.23亿元出资额（占比5%）全部转让。 值得一提的是，紫金信托第四大股东三胞集团虽未表态此次增资方案，但因其自2018年以来的流动性危机，一直让紫金信托处于股权冻结的阴影中。据启信宝显示，紫金信托有12条司法协助公告均来自于三胞集团，自2018年8月以来，三胞集团持有该公司的股权被多家公司轮候冻结。仅今年8月份就发布了3份“续行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的通知书，冻结数额即三胞集团持有紫金信托全部股权1.253亿元。经济观察报记者就股权变动进展及股权冻结相关问题致电紫金信托方面，截至发稿时，未收到回复。 上海律协信托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冯加庆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三胞集团不能解决自身的资金问题，导致股权被司法强制执行，通过拍卖、变卖或抵债等形式进行处置，则对紫金信托会产生影响。冯加庆接着补充道，“不过，因为持股比例仅占5%，个人认为不构成重大影响。” 金乐函数信托分析师廖鹤凯对经济观察报分析称，紫金信托作为被执行企业，股权冻结对公司产生的影响有限。“三胞集团会退出，董事席位变更，原股东或者新进股东补上就好了，问题不大。” 不过，宁沪高速为何选择进军信托业，又为何选择紫金信托？ 对于拟溢价投资紫金信托一事，宁沪高速表示，是基于公司持续发展战略，参股信托公司有助于发挥双方各自资源优势，实现双方核心业务深度融合，有助于维护和提升本公司资产收益水平及综合竞争力。 目前，国内信托公司仅68家，信托牌照“稀缺性”也让其一直受到不少资本追逐。冯加庆认为，从纯粹生意的角度来说，投资信托公司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不过，他认为，这是不是正确的投资，还要看后续两家公司业务的匹配性问题，即能否相互促进发展。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3月31日，紫金信托资产总额62.85亿元，净资产52.07亿元。2021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9.86亿元，净利润6.97亿元。 紫金信托2020年末信托资产总计1260.74亿元，同比减少11.88%，在已披露年报的63家信托公司中，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排在第48位。此外，公司盈利能力处于行业中游水平，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1.65亿元，同比增长5.61%，净利润5.80亿元，同比增长9.01%。 廖鹤凯认为，紫金信托发展稳健，公司资产规模靠后，主动管理信托业务处于中游水平，宁沪高速行业低估进军信托业，选择紫金信托是立足长远的选择，放到足够的时间长度是不错的选择，或许能成为其多元化中的一抹亮色。 新晋股东成色几何 宁沪高速于1992年在江苏省注册成立，是江苏省唯一的交通基建类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江苏省境内收费路桥的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并开发高速公路沿线的服务区配套经营业务。 记者注意到，除收费路桥业务外，宁沪高速自上市以来一直在积极拓展相关的多元化业务领域。 根据2020年年报显示，公司收入构成主要包括收费公路业务、配套服务业务、房地产销售业务和其他业务，所占比例分别为74.90%、16.33%、7.74%、1.03%。公司在2021年经营规划中明确表示，要在深耕主营业务、拓展辅业利润的同时，探索创新，做优金融投资，持续关注优质金融标的投资机会，择机开展战略配置，提高金融资产及利润占比。 除了上述拟投资标的外，宁沪高速近日还宣布延长增持江苏银行股权期限，此外还投资了洛德房地产母基金、认购国创开元二期基金等，并进行了黄金投资以及购买了大量理财产品。 事实上，在宁沪高速对外大手笔“挥金”背后，却是高额负债的财务状况。 截至2020年底，宁沪高速账面上的货币资金仅3.87亿元，相形之下，有息债务余额高达242.52亿元。近五年，因债务融资，公司的财务费用均超过4亿元。数据显示，2018-2020年宁沪高速归母净利润分别为43.77亿元、42亿元、24.64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宁沪高速短期偿债压力较大。根据财报梳理，截至2020年底，其短期借款14.75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1.03亿元、其他流动负债83.28亿元，合计超过百亿元。 冯加庆对记者表示，宁沪高速20%比例入股紫金信托有几点值得关注。其一，根据《中国银保监会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强化股东入股资金来源审查要求，严格要求自有资金出资”的要求，考虑到宁沪高速负债情况，其流动性问题值得关注；其二，信托公司还应关注股东与信托公司应保持独立性，防止间接或变相的利益输送，以及不当关联交易。 廖鹤凯则对记者分析称，宁沪高速债务较大的问题是高速公路行业整体的情况，和新建项目有一定的关系。高速公路收费权有年限限制，宁沪高速多元化展业也是有这样的考量，即短期增厚利润，长期产业布局。他认为宁沪高速自身债务压力较大，对于紫金信托没有实质影响。“至多是影响紫金信托部分股权稳定性，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出现这一情况的可能性比较小。”廖鹤凯说。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晓晖  又一家上市公司爆雷。 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公司（以下简称“宏达新材”，002211.SZ）虽然受到隋田力“专网通信”案件的波及（详见经济观察报8月9日报道《探秘隋田力和他的星地通》），但宏达新材可能是事件相关的15家上市公司中，受到冲击金额较小的一家，应收账款坏账总额为4亿元。 深交所于7月29日下发的关注函，此前一天，宏达新材的收盘价格为每股4.40元，关注函之后两个交易日内，宏达新材股价大跌至最低的每股3.74元，跌幅达到15%。截至发稿，宏达新材股价反弹至4.41元。 不过，案件的后续影响或正在发酵。8月14日，宏达新材发布了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疑似失联的公告。 时间拨回到两年之前。 专网通信业务 2019年1月，一位名为杨鑫的自然人，通过上海鸿孜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鸿孜”）拿下宏达新材28.23%的股权，成为公司新的实际控制人。 两年之后，因为一家宁波子公司工商信息同一电话同一地址，宏达新材实际控制人杨鑫被深交所问询与隋田力是否有关联，此乃后话。 彼时，杨鑫入主之后，宏达新材开始涉足专网通信设备的加工、组装、检测及销售业务。具体由宏达新材2019年投资的子公司上海鸿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鸿翥”）以及收购的子公司上海观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观峰”）两家公司从事。 其中，上海观峰在杨鑫入主宏达新材之前就已经设立，也在日后成为与隋田力的星地通系列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关键子公司。 2019年1月31日，杨鑫入主宏达新材未满一个月，宏达新材决议出资1.5亿元设立上海鸿翥，进入专网通信行业。宏达新材表示，设立上海鸿翥是公司尝试引入新的业务发展方向，逐步实现公司战略转型升级的创新尝试，对公司未来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 抛出1.5亿进入专网通信业务可能是宏达新材的一个大动作，背景是宏达新材持续多年的业绩惨淡。2018年，宏达新材营业收入为10.8亿元，净利润1113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为-1251万元。2011年至2018年，宏达新材仅2017年扣非后净利润为526.13万元，其余7年均为负值，深交所为此质疑其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是否依赖于非经常性收益。 杨鑫入主之后，专网通信业务好似宏达新材的救命稻草，希望它能让公司带来新生。 2019年9月，宏达新材斥巨资2.25亿元收购杨鑫控制的子公司上海观峰，这笔交易溢价7倍收购，超过了宏达新材最近10年的利润之和，也超过宏达新材2019年营业收入的20%。 上海观峰的主营业务是印制电路板加工，主要产品为无线图像传输系统、特种通信系统等高科技系统的集成电路板，涉及领域包括网关及编解码通讯安全，射频发射和接收器等。 深交所曾对宏达新材收购上海观峰发出质疑，宏达新材回复称，收购上海观峰主要是为了拓展新业务，即专网通信业务，并与后来的隋田力发生了交集。 2020年10月20日，宏达新材在互动易平台上回复了投资者一个问题：“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鸿翥量子随机数发生器是基于量子物理原理产生随机数，可应用于量子通信、量子信息、传统信息安全、密码学、蒙特卡洛模拟、数值计算、随机抽样、神经网络计算等。产品的具体用途系根据客户自身的需求确定。” 虽然上海观峰、上海鸿翥这两家子公司没有给宏达新材带来可观的业绩增长，但宏达新材的营业收入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19年，宏达新材的营业收入为11亿，同比增长了2000多万元，其中信息通讯设备取得2.47亿元的营收；2020年宏达新材的营业收入总体下降为9.2亿元，信息通讯设备的营业收入却迅猛增长至4.9亿元。 与隋田力的交集 2021年7月17日，宏达新材披露《关于对2020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回复》）显示，上海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星地通”）、江苏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星地通”）、深圳天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天通”）、新一代专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一代专网”）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观峰客户，2020年形成的营业收 入 分 别 为 24,646,486.55元 、18,109,734.51元 、8,893,805.31元 、8,452,590.51元（均未含税）。 上海星地通、江苏星地通、深圳天通的法人代表均为自然人隋田力，新一代专网也是隋田力的关联公司。在上海电气的83亿元财务黑洞中，隋田力和他的星地通系列公司，给上海电气造成了巨额的坏账。 深交所7月29日下发给宏达新材的关注函中，除了询问与星地通系列公司的业务往来是否存在爆雷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焦点问题是：宏达新材目前的实际控制人为杨鑫，根据查询公开信息，杨鑫控制的宁波鸿孜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鸿孜”）与隋田力控制的宁波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星地通”）在工商注册时使用了同一邮箱及手机号，且办公地点处于同一栋楼，请核实杨鑫与隋田力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 7天之后的8月5日，宏达新材回复深交所称： 宁波鸿孜设立时系经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当地管理委员会招商部门沟通后，通过中介代办注册手续。关于宁波鸿孜与隋田力控股的宁波星地通在工商系统中显示的同一邮箱及手机号，皆系宁波鸿孜财务人员所拥用。因宁波星地通成立前期，在宁波当地未聘请员工，且宁波鸿孜该员工对工商事务较为熟悉，基于公司法人间的业务合作关系，宁波星地通请宁波鸿孜在当地代办申报工商年报事宜。宁波鸿孜领导杨鑫指派该员工协助办理工商事务，由于申报工商年报需要提交手机验证码等信息，该员工留下了其个人的手机和邮箱，故而导致宁波鸿孜与宁波星地通在工商系统内留下同一邮箱及手机号。经核查，该员工本人与宁波星地通不存在劳动合同或劳务关系，与隋田力没有任何关联关系。 不过，宏达新材的这个解释存在疑点。 记者查阅工商信息发现，宁波鸿孜的注册时间是2016年8月12日，宁波星地通的注册时间是2016年6月7日。也就是说，宁波星地通设立在前，宁波鸿孜设立在后。而宏达新材的解释是“宁波星地通成立前期，在宁波当地未聘请员工，故请宁波鸿孜员工前来帮忙……” 这个解释的时间逻辑不对，宁波星地通设立之前，又如何会有宁波鸿孜呢？宁波鸿孜的注册时间比宁波星地通要晚两个月。 此外，在深交所关注函的回复中，宏达新材继续解释：关于宁波鸿孜与隋田力控股的宁波星地通办公地点处于同一栋楼，宁波鸿孜称据其所知，所有在梅山当地注册的公司，注册地址都是由梅山管委会统一提供，租赁合同由宁波梅山管委会统一提供，且多数公司通过代理代办的方式进行注册，因此很多注册在梅山的公司注册地皆在“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一号办公楼”。宁波鸿孜和宁波星地通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 宏达新材统计了上海观峰与上海星地通四家公司的业务往来，总计收到合同货款 10003.6万元，尚有应收账款560.87万元未收回。上海鸿翥信和上海观峰经营的专网通信业务存在部分合同执行异常以及部分应收账款逾期及回收不确定的风险，总金额约为4亿元。宏达新材预计专网通讯业务形成的影响可能导致公司半年度亏损9000-12000万元。 宏达新材还在回复函中披露了上海观峰与上海星地通等四家公司的业务合作细节： 根据合同协议约定，由上海观峰为上述客户进行通信电路板贴片加工业务。根据原材料来源分为2种，即来料贴片加工和根据客户技术要求自行采购原料贴片成品。合同约定来料贴片加工为原料到齐加工完后根据客户要求30日内发货；自行采购原料并贴片成品的合同约定210天内完成。上述合同签订后均无预收款项，全部产品货物由公司运送到客户指定地点经客户验收合格后，公司凭双方签署《到货验收单》、货物《收货单》，并开具合同总金额相等的13%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客户向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 有投资者在互动易中向宏达新材提问：“杨总（指杨鑫）跟隋田力家庭成员有亲戚关系吗？” 宏达新材回复该投资者，您所提及的事项不在公司义务披露范围之内。 8月12日晚间，最新的公告显示，杨鑫通过上海鸿孜持有的宏达新材20.27%的股权（8766万股）被司法轮候冻结，纠纷源于最初的股权转让。 8月14日，宏达新材公告称，2021年 8 月 12 日晚 19 时接到自称广西省桂林市公安局电话，通知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杨鑫先生目前已被桂林市公安局立案调查，具体案件情况不便透露，相关立案文书已通过邮寄方式送达。2021 年 8 月 13 日，经杨鑫先生配偶致电核实，对方回复称相关立案文书已通过挂号信形式于 7 月 19 日左右发往杨鑫先生身份证记载的山东省某地址，后经杨鑫先生配偶确认，该地址未收到任何相关文书。截止目前，公司、杨鑫先生配偶及其他公司可取得联系的杨鑫先生亲友均尚未收到相关司法文书。公司自2021 年 8 月 12 日下午起至本公告披露前，通过各种渠道多次联系杨鑫先生，但均未取得有效联系，公司暂无其他有效途径确认相关情况是否属实。 实控人被立案调查、大股东的股权被司法轮候冻结、专网通信业务产生巨额亏损、应收账款坏账总额达4亿元，宏达新材能否渡过当下的这个难关，一切都是未知数。经济观察报记者将继续追踪报道。  

点击图片观看视频 1939年4月23日，驻扎在河北省河间县齐会村的一支八路军部队遭日军突袭。白求恩和两名医生在距前线只有4公里的地方顶着炮火的威胁连续工作了3天3夜，疲惫时，白求恩就把头伸进冰水里保持清醒。在连轴转般的69个小时里，白求恩完成了115例手术，成功率达85%。八路军战士们高喊着白求恩的名字奋勇杀敌：“白求恩在我们的队伍中，大家冲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第二季，8月15日起，CCTV-1综合频道20:00档、CCTV纪录频道21:00档、CCTV-4中文国际频道次日18:00档每天两集播出，敬请关注！ 责编：赵健行

连日来，智库研究报告《“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持续引发全球热议。据不完全统计，数十家外媒对报告进行了积极和正面的报道，多家外国驻华使馆索要报告原文，相关话题网络点击量超过5亿次。这充分说明国际社会对美国抗疫真相充满关切。 报告作出的八个重大判断——美国是“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全球第一政治甩锅国、全球第一疫情扩散国、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国、全球第一货币滥发国、全球第一疫期动荡国、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全球第一溯源恐怖主义国”，立足于严谨数据和客观分析，不容辩驳。不管美国政府是否愿意承认，这八个“第一”都是历史真相。 面对失败，美国政客没有反省自新，而是始终想着“甩锅”。事实一再证明：自己的事情做不好，甩再多的锅，也丝毫解决不了问题。从特朗普政府频频“甩锅”中国，不断炮制“实验室泄露论”等谬论，到拜登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施压要求对中国进行二次溯源，美国一系列“甩锅”操作丝毫没有阻止其国内病毒感染数量与病例死亡人数不断攀升。看着超过61万美国民众的鲜活生命一一逝去，我们充满同情、惋惜。美国政府现在要做的是：马上停止对外寻求失败借口，进行深刻剖析，反思自身政治制度、抗疫方法、社会层面到底出了哪些问题。 从政治制度上看，美国需要反思——为何一直引以为傲的两党制衡、自我纠偏的“三权分立”制度会退化成为权力的游戏？前任总统特朗普与众议院的争斗、国会内部的争斗、司法系统内的恶斗，已经导致拜登政府不得不面临一个立法对峙、行政无能、司法沉默的“三权分裂”困境。美国政治制度不改革，恐怕很难对抗疫形成真正的政治推动力。 从抗疫方法上看，美国需要反思——为何拥有全球最多医学院、最高医疗科技水平的美国却常常有那么多反科学、反常识的言行？前任总统特朗普极力推广所谓“抗新冠神药”、打压科学家，拜登政府继续使用情报部门溯源，美国政府对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及相关更早时期的病例讳莫如深，这些都不是科学态度，更不是直面矛盾的态度。只有采取科学化、常识化的抗疫方法，美国抗疫才能取得真正效果。 从社会层面看，美国需要反思——为何多年来被视为充满“美国梦”的热土却成为滋生社会撕裂、种族歧视的温床？疫情以来的这一年多，美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绝望感上升，国民自信心下降，社会动荡感陡升。这些社会问题，值得引起充分重视。只有让普通民众感受到身心安全，能够得到及时帮助，美国抗疫才能形成社会合力。 呼吁美国政府及相关部门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调整好自身心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真正行动起来——停止向中国“甩锅”的行径，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多一些保护民众的行为，多一些抗疫合作的诚意……唯有如此，美国抗疫才可能真正收到民众期盼的成效，全球抗疫才可能真正走向尾声。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智库研究报告牵头发布人王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1年08月14日   第 01 版） 责编：赵健行

近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称，美国已派出兵力调查以色列油轮在阿曼湾遭袭事件。一旦美军进入波斯湾，势必触发伊朗的强烈反应。阿曼湾以及靠近波斯湾的海域形势瞬间紧张起来。 这正是美国与中东关系的缩影：哪里乱，哪里必定有美国。 美国祸乱中东可谓花样百出： 有直接出兵、未获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甚至遭遇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的，比如伊拉克战争。2003年，仅凭一小瓶不明白色粉末就以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悍然入侵伊拉克。在接下来7年多的战争中，平民死亡人数估计为20万至25万人，约250万人沦为难民。 有靠后指挥、联合西方多国大搞空袭的，比如利比亚战争。2011年，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被强行推翻。利比亚分崩离析，狼烟四起，瓦砾遍地。 有动辄划“红线”、下最后通牒的，比如叙利亚战争。截至去年底，叙利亚危机已导致38.7万人死亡，670万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估计高达1万亿欧元；约有134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就在最近，美军对叙利亚边境地区发动了拜登上台后授权的第二次空袭，再次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 当然，还有军售。目前，美国政府正在推进一份对阿联酋的武器销售计划，总额超过230亿美元。这只是美国对中东军售的冰山一角。作为“动乱制造者”，美国向中东大量出售武器，不仅赚取巨额利润，还能在军事上对相关国家进行捆绑，从而掌控中东局势。 美国在中东各种折腾，为什么？目前，全球能源都是基于化石能源，这种能源的2/3都储存在中东。美国自然要把控制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霸权主义也是重要因素。美国曾一度在中东实行全面投入战略。“9·11”事件后，美国推出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提出要用“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改造中东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以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声称要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可惜，美国的“宏愿”落空，中东变成一个美国急于抽身的“泥潭”。 从“不请自来”到“一走了之”，美国给中东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国土、动荡纷乱的政局、停滞甚至倒退的经济以及遭遇巨大破坏甚至摧毁的古老文明。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并不意味着中东从此可以摆脱美国。无论是通过石油维系美元霸权，还是刷存在感宣示自身“霸主”地位，美国都不会彻底离开中东。只是，美国目前的战略开始侧重于组建一个以传统阿拉伯国家盟友与以色列为核心的地区力量，让他们携手对付伊朗。 全面投入也罢，战略收缩也罢，美国的中东政策始终是为美国利益服务。为着一己私利，美国把黑手伸向中东这个人类文明最初的摇篮之一，在此翻云覆雨，制造的苦难实在太多。（张红）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1年08月14日   第 06 版） 责编：赵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