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字数：7684，阅读时长约10分钟 “抱个好大腿，认好靠谱的老大，做一份漂亮的PPT，压制住那些弱势的同事，多加班少提意见——这就是在互联网大厂的生存之道”，从这个角度而言，互联网大厂并不特殊，更不超脱。 文 | 《财经》E法 刘畅 编辑 | 朱弢 阿里西溪园区5号楼设有若干结构各异的天台。有的配遮阳伞、茶几，有的只有几把椅子、若干烟头。没有雨、太阳不太毒的时候，有三两成群的员工到天台上谈工作进展、投资心得以及行业八卦。 陈睿（化名）每天都会在某个固定位置坐下点根烟。这条狭长的封顶“露台”位于四楼，不宽敞，有连顶栅栏保护员工安全。但他喜欢这里的小桌椅，更重要的是，“烟味能飘得很远”。 每到四五月份，有不少人选择在这里聊刚发的年终奖和绩效考核。“有好几个‘325’（阿里的绩效评定等级，‘325’即3.25分，在事业群中，连续两季度‘325’可能被劝退）会在这里打电话小声骂人。”他说。 阿里女员工自称遭侵害案被曝光后，有不少人在这里沟通“感想”。“大多数，聊着聊着都聊到自己部门去了。” 也有一些陈睿的亲朋好友找到他“求内幕”。 “我只能和他们解释，阿里是家非常庞大的公司，几个当事人我都不认识，更谈不上了解‘内幕’，”他说：“每个事业群乃至每个部门的管理风格都不一样，这事儿没啥代表性。” 但在他看来，当事人女员工在事后声称“求告无门”，“虽然在我们部门不会发生，倒也并不奇怪。任何大厂，都是部门‘头儿’说了算。领导通情达理，我们过得就爽，不然，那就难办喽。” 事实上，在被一贯标榜为“扁平化”的互联网大厂内部，层级间沟通和向上渠道的缺失并不罕见，平等包容的互联网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也并不总“处处灵光”。 “向往大厂价值观的年轻人们，有不少都走了——互联网企业并不特殊，更不超脱。”陈睿说。 01 “喊哥比喊花名好使” 2018年，马蜂（化名）通过校招，作为前端工程师进入一家互联网大厂。他记得，当初在新人见面会后，工作室的Leader随后单独给几位新员工开了个小会。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领导一说，”这位Leader表示，“有意见随时可以提。你们直接喊我的花名就可以。” 另一位该公司销售部门的前员工阿强也印证了这个说法。 “这么做，是希望大家平时能够开诚布公地去谈一些事情，”阿强表示，“但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应这种模式。” 企业传统的“金字塔”组织结构，被普遍认为无法适应互联网时代要素的快速流动，扁平化管理模式应运而生，这成为当前互联网企业的组织核心。 “传统的中心化决策机制很难应对多层次的市场需求，”一位在大厂浸润多年的产品经理说，“你想想，现在的APP每月都要更新，全靠大老板做决定既不科学，也不现实。” 按照管理学定义，扁平化运作模式使企业可以迅速将决策权扩展到产销最前沿，创建新的、灵活的管理模型，大大提高企业效率。 “要是招聘启事中没写上‘扁平化管理’这几个字，好像都不敢说自己是个真正的互联网公司。”上海一家电商企业的市场经理Martin表示。 互相称呼“花名”，内部结构自由，同事年轻化，氛围向上团结……互联网企业在过去十余年间打造的上述“标签”，让年轻人充满向往。 但事实上，多位大厂员工表示，扁平化概念“在圈子里很火，可真正用的大公司没几家”。 一个有趣的悖论由此形成：互联网大厂的“外在形象”让扁平化深入人心，但真正的巨头往往“摒弃”扁平化。 马蜂认为，阿里的中台战略对层级的划分“变态的清晰”，所以“这种企业根本不可能执行扁平化”；而腾讯在2018年的“930改革”后也开始强调公司的整体意志；至于字节，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习惯走街串巷卖东西的人，当然要互通有无，多听市场行情；但等他有自己店面了，有学徒工了，要是还没有一个管事儿的大伙计，可能要出问题。” 阿里前员工邱泽（化名）觉得，扁平化只是种“理想”。 阿强回忆，在他工作过的那家大厂，很多中层都在其他公司或政府机关工作过，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和人脉，“这也是被公司十分看重的。毕竟，公司的产品十分依靠销售带动资源、获取客户”。 而这也带来新的问题：被上下级强烈依赖的中层们掌握着内部拆分任务目标、并将其分发给基层员工的核心工作。他们在其他企业工作而多年形成的行事风格，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组织内部。 “很多成熟的领导其实已经在原来的公司待太久了。当然，他们一开始也想改变，但其实他们也不适应这种‘扁平’。时间长了，你要是叫他花名啥的，他心里还是会觉得你不尊重他。”阿强表示，“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个问题。” “一个组里十个人，有一个喊领导‘哥’啊‘姐’啊的，领导还是明显感觉被重视，开心，一些资源也会有意无意地倾向他。”阿强说。 入职两年多，Martin从老员工和部门Leader口中听过无数这家明星企业的发家史和价值观。 “创始人反复向大家提的，就是新加坡这个国家，”Martin说，“一个弹丸之地，生长于大国夹缝中，发展永远需要借力，简化一切流程，单刀直入解决问题。他很推崇这种（管理体制）。” Martin强调，与多数巨头不同，公司拒绝PPT文化，创始人牢牢把控大方向，再由小团队打江山，“整个公司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 在Martin的Leader口中，公司在创始之初“不存在一言堂，有的是大家共谋发展的简约格局”。大家的意见汇总到领导层，再统一做决定。但就Martin自己的感受来说，leader的权威“不容挑战”。 他觉得，公司仍保持着初创时的精神，但因运营种类多、杂，总体管理制度没有其他巨头那么完善。 Martin介绍，团队内部的管理由Leader一手负责。他原来以为互联网公司真的可以完全抛开人际关系，“只要把事做好就行”，但很快他就发现，那些嘴甜，“一口一个‘领导’”的员工，以及善于“当众夸奖领导”的女生，似乎总能获得比别人更多的资源。 但Martin也强调，自己认为这没什么不妥：“中国是人情社会，哪里都不能免俗。我们公司总体还算是很好的。” 邱泽还记得自己2018年初入职时的激动，“感觉都是朋友，都在一起做事，都能推心置腹。” 但入职数年后，邱泽感到公司文化中对“执行力”的强调，“换句话说就是服从，让P8以上的同学们确立在事业群内部的权威。” 邱泽说，在阿里员工的私下交往中，喊“领导”比喊“花名”更好使：“挺有意思的，和传统企业正好反过来：工作中都喊同学，生活中见了面喊声领导或哥、姐，更有助于你的内部发展。” “互联网大厂收获了中国高速发展的所有红利，公司利润丰厚，优秀员工纷纷加入，他们具有建立扁平化管理的条件。但现实往往与理想有差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教授张志学认为，各级管理者在工作中会逐渐琢磨出一个道理，“一言堂”既高效又让自己舒服，这已经将企业的倡导甚至要求置之度外。 “反正提意见的员工是少数、不搭理他们的异见，似乎很快就能风平浪静”。张志学指出，中国文化强调人要注重“道”，但实践中很多人相信“术”更管用。 “价值观无处不在但却非显性可见。如果个人没有将组织为了达成目标或实现组织理念所倡导的共享价值观——在集体层面上就是组织文化——内化于心，那他在行动中就很容易受到外部情境的影响，其行为偏离组织所倡导的方向也就很正常了。”张志学认为。 “抱个好大腿，认好靠谱的老大，做一份漂亮的PPT，压制住那些弱势的同事，多加班少提意见——这就是在互联网大厂的生存之道。”邱泽总结。 02 两面价值观 2021年，邱泽考上了某地公务员。本月初，阿里女员工被侵害一事在互联网上发酵时，现任领导找到他。 “你们阿里跑业务的时候也会劝人喝酒吗？”领导问。 “其实阿里和其他企业没什么区别。”邱泽想了想说，“领导要是真让你喝，你就得喝。” 多位阿里员工对《财经》E法表示，现在新入职员工背诵默写的“阿里价值观”，起源于阿里创业之初的“中供”地推团队。这支在业内有“中供铁军”之称的销售团队，以“超强执行力”和“深谙人情”著称。 “最初，销售文化青睐那些出身不好、‘苦大仇深’的人，觉得他们有狠劲儿，能吃苦，能交心。也导致以此为基底发家的团队，为达成目的多少有点‘不择手段’的味道。”一位不愿具名的前大厂人事部门员工表示。 另一位阿里前员工将这种心态归结为中国互联网创业者的时代局限。在他看来，当今这批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创始人多为60后、70后，受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即使在创业时，对军队式的管理也十分推崇。而军队强调的是什么？服从。” 广为业内关注的阿里晋升体制，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一位普通员工要想在职称上得到晋升，上年度KPI需达到3.75分才有资格被提名。 而员工的直接部门主管，就是KPI的评估人。 外界流传已久的阿里“价值观与业绩在考核中权重相等”的传闻，也被多位员工证实。 本着“量化大部分工作”的原则，阿里将“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拥抱变化、诚信、激情、敬业”六大价值观的每一项都划分出五个级别，在晋升评审时通过行为案例、360度评估、通关打分制进行多维度考核。 “虽然每项评分都要求提供具体案例，但实际上，一切不符合上级要求的行为原则上都可能被扣上‘价值观不符’的帽子，”邱泽介绍，“比如你如果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主管的工作要求，就可能被在“团队合作”上不及格；如果对主管或HR的工作调动提出异议，可能在‘拥抱变化’上不及格。” “我们常提的‘六大价值观’，其内核是当初‘中供’的兄弟伙义气。”陈睿说，“总结一下，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做了决定立马执行、所有人共同进退。” 一家公司的中层员工曾与某互联网大厂有过合作，他告诉《财经》E法，这家公司在业内一向以“佛系”闻名，但也充斥部门主管说了算的“游击队”习气。 在几年前的那场变革之前，这家大厂强调向事业群放权，构建生态。这间接也导致部门KPI成为一个个事业群的工作核心。 “和他们不同团队打交道，给我的方案都是相互矛盾的，”前述合作公司中层表示，“他们之前没有整合，没有优化，有的只是部门KPI和一个个主管的意志。” 经历了几年前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这家大厂的组织管理体系开始“回收”，强调公司意志。但对于它的一名员工来说，最大的改变是员工“加班的比之前多了”，此外，部分事业群内部在工作流程和进度上也被要求进行协调统一。 此后，这家大厂声称将进行“系统性升级，重新定义专业职级体系”，放松基层晋升通道。但跨部门间的隔阂仍然存在。 一位在此工作了9年的老员工认为，各部门间“信息壁垒”的建立，要追溯到差不多10年前，当时公司意识到，应该以自己的优势平台作为连接器，搭建生态系统，连接人和资讯、服务，而公司只应作为“连接器”和“内容平台”存在。 “具象到业务上，就是大量放权——自己做得好的就自己做，做得不好的就选择最好的平台伙伴，”他说，“实质就是‘买买买’。” 另一位前员工则觉得，过分相信资本的力量，忽视自身组织体系的建设，是目前最大的问题，“由紧到松易，由松到紧难。” 这位前员工觉得，这家公司的护城河“太深太宽了”，以至于整体价值观从外在上相较竞争对手而言缺乏进取心；内在各部门又沉浸于自身搭建的护城河中“不能自拔”。 阿强记得，有位资深品牌经理在被挖到公司后，“发现HR和领导画的‘饼’与实际工作内容不符”，恰逢另一个业务线的领导认可他能力需要相关人才。传统企业中司空见惯的办公室政治，由此出现。 “原部门领导觉得，放他走会影响团队稳定；另一边也考虑到主管间的人际关系。”阿强介绍。 协调未果后，这名员工选择离职。 无独有偶，同一家公司的员工豌豆也有类似经历。她于2017进入公司，经历了高速发展过程。 “那时候眼看领导下的任务，一两年从几十亿跳到上千亿。”她感叹互联网企业发展的迅速，“像我们这种从巨头围剿中冲出来的企业，不存在什么‘护城河’，没太多本钱，是很崇尚打‘乱仗’的。” 这家公司的多位员工表示，公司在互联网巨头格局中属后发者，尤其注重销售推广，具有强烈的竞争心态。体现在具体业务中，一方面大量挖来其他公司的“熟手”快速开拓市场，一方面强调偏重结果导向的考核，“招人，只要有名气，先招来再说；干事，猛打猛冲追上同行就行”，个别部门领导‘画大饼’、‘放空炮’已成习惯。 对内部存在的壁垒，各大平台也试图以制度措施加以补救，多家公司推出措施，推动员工内部流动。 多位大厂内部员工的反馈是，类似“新政”有效果，“但真正的核心问题，如领导间的人情往来、内耗等，还看不到解决的希望，”陈睿说，“当然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难以避免的‘大公司病’。” 阿强觉得，初创型互联网公司规模往往有限，“去趟洗手间都能碰见创始人，企业价值观也是几百个员工开会投票投出来的”，步调较为一致；随着业务和人员规模逐渐庞大，中层管理者和一线越来越远，信息传递效率也越来越低，基于此再通过开会解决问题，价值观传递上就会发生偏差。 一位互联网观察人士认为，所有大厂的“价值观”都有明暗两面。两类价值观的割裂，“就像人一样，公开和私下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建明教授认为，部分互联网企业在管理上过于重视业务和经济效益，而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出现缺失，对外宣传的文化没有在企业内部得到很好的贯彻，“完全是两张皮”。 邱泽觉得，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任何企业，在形成盈利模式相关的一套行动标准时“总能很快，不然就被淘汰，”但在形成自己内部稳定、长期的价值观时，往往陷入迷失。 “之所以大厂们显得那么特殊，是因为它外化的形象与内在割裂严重，给了‘社畜’不该有的希望，”邱泽笑称，“当然，它们一定会极力否认这点。” 03 “护城河”得失 一个为多位大厂员工认可的逻辑是，几乎任何一家互联网巨头，其内部文化价值观都受到其创始人团队特色影响。 但在这个看似对所有类型企业都适用的原则下，似乎隐藏着互联网大厂们更为鲜明的“行业风格”。 今年4月份，《财经》E法曾与一位知名的互联网观察人士就大厂文化进行交流。这位学者直言，大厂价值观建设的最大问题是“野蛮生长的贩夫走卒逻辑，遭遇曾放纵式的行业治理，最终造就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 怪在什么地方呢？ 这位学者认为，对传统企业而言，其诞生之初就要面对成形的监管体系，还有其他企业的强有力竞争，对手的强大让新生企业很难拥有“各种意义上的”市场支配地位。因此，它们的姿态“放得都很低。比监管低，比同行低，比社会潜规则也低”。 类似企业的生长往往更“稳扎稳打”，影响力由地区、行业慢慢向外辐射，其资源有限，内部企业管理结构也多为传统“金字塔”的层层负责制，价值观强调对核心领导层的服从。 但很多互联网企业则不同：它们诞生于互联网急速发展的时代，作为一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互联网经济以其高延展、广受众迅速占据人类生活主导地位，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监管和行业竞争都被落在后面。 “政策对新业态的心态是包容的——既然是新东西，贸然干预不符合经济规律，那就让它自我调节、发展，在实践中再形成合理的管理手段，这一点在早期立法中有鲜明体现，”这位学者说，“但部分互联网行业从业者觉得，包容就是‘不管’，他们开拓市场的方式因此不同于传统企业，尤其大胆激进。” 邱泽认同这位学者的观点。他说，大航海时代跑马圈地的模式，在早期互联网企业十分常见。“其实，‘跑马圈地’本身没什么新奇，但互联网的涵盖面超出了每个人的预期，影响面太大了，这对社会的影响尤其大”。 如阿里创立于1999年，彼时定位为B2B的网上贸易平台。 一位曾与早期阿里打过交道的政府人士表示：“当时的阿里更像一家电话直销公司，电话销售团队占公司员工数一半还多。” 1998年创立的“京东多媒体”，早期业务以批发零售电脑配件为主，随着2003年“非典”，转攻线上零售； 创立于1998年的腾讯，当年的定位是“打造网络寻呼系统（TIPS）”。在多次对外演讲中，马化腾都提到创业之初曾“去学校的BBS上一个个地拉用户，每天只能拉十几人”的经历。 作为新一代互联网企业的代表，字节跳动旗下的“今日头条”以大数据精准推送为卖点。但一位老员工表示，其核心商业模式是依靠流量吸引广告，“依赖庞大的地面销售人员来完成客户拉新”。2018年的一篇报道显示，头条全公司员工总数接近2万人，其中“销售的规模在1万人以上”。 各互联网大厂发展至今，但其管理模式无法摆脱创立之初的“销售地推风”，“因为这种模式被证明行之有效”。 Martin觉得，当前的大厂文化充斥着急功近利的氛围，“快速烧钱占领市场，以建立‘护城河’，如果没有建立起来，没就赶紧找下一个领域。” 多位受访者觉得，对项目团队管控的失衡，广泛存在于中国互联网大厂中。“失衡”的定义是多维度的：可能是缺乏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和行动准则；也可能是过分强调内部自身价值观而忽视了员工能动性。对多数互联网企业而言，前一种倾向更明显。 前述学者总结，对处在扩张阶段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对内，以销售思想武装头脑、强调内部团结价值观；对外，强调快速扩张占领市场；那些已获得一定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则倾向于转型“守成者”，守住“护城河”，对模式的创新退居次要。 张志学有类似观点。他认为，一旦在主业中无法继续创新，企业往往就转攻为守，阻止其它创新者进入、深入挖掘现有市场潜力。就行业生态而言，出现了“大树底下寸草不生”的情况；在企业内部，则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所有业务都围绕给公司建功立业的业务和相关部门。这些业务部门俨然公司的“守门人”，内部的创新者要说服他们是很难的。在管理学上，就是“组织惰性”、“组织刚性”扼制了企业的创新。 早有观点指出，与西方同行不同，中国大型科技企业专注于构建更高壁垒的封闭生态系统。中国的互联网竞争不再是单个科技公司的竞争，而是越来越多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 “实际上，我们内部在做产品的时候，也十分强调设立与竞品之间的壁垒，”一位不愿具名的互联网开发工程师表示，“从技术层到产品层，从分享链接到平台入驻商家的选择，互联网公司的文化其实强调零和博弈，这点难以避免。” 随着互联网非理性竞争行为受到监管，诸如“二选一”等行为被遏制。但多位大厂内部人士表示，真正的开放包容生态“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完全实现。“都是资本行为，都不能免俗。”一位大厂员工称。 “巨大的市场成就了若干互联网企业的同时，也娇宠了其中的一部分。有些企业在享受了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但并没有与国际顶尖企业在基础技术上比拼的勇气和魄力，最终沦为横向应用无边界、纵向技术无突破的局面。”张志学直言。 但也有人对此有不同意见。 “互联网不是原罪，不能要求商业公司有过多自我管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互联网公司中层认为，“规制是监管部门的事情。” 事实上，对互联网企业创新和规制间的边界问题，各界近年多有争论。归根结底，是探讨互联网企业是否有其“特殊性”。 “中国一流的互联网企业应当具备科学精神，崇尚技术创新，这样才能吸引最具有创新天分和激情的员工，从而为中国甚至人类的技术发展做贡献，变成受世人尊敬的企业。”张志学总结。 姚建明则认为，从管理的本质上来讲，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在管理逻辑上没有太大区别。互联网企业的经营模式，传统企业里也存在，只是传统企业的平台没有互联网技术的支撑，“资源广度、内容丰富度不一样，但逻辑上的差别不大。”他觉得，目前部分互联网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其发展时间短、经验和认识积累不足有关。 采访尾声，邱泽突然笑起来，“我们内部的文化是，新入职三年内不允许讨论公司战略决策，还有点害怕，”他说，“可我突然想到，我已经离职了。”

iPhone 13下周就要发布了，然而苹果公司这几天又被国内公司起诉，小i机器人向法院提出行为保全申请（禁令），要求禁售苹果iPhone手机等。 这已经不是小i机器人方面第一次对苹果发起诉讼了。 去年8月，小i机器人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正式要求苹果公司停止专利侵权，并赔偿人民币100亿元人民币。 小i机器人起诉苹果跟iPhone手机的Siri语音有关，小i机器人背后的公司是上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表示他们是中国发明专利ZL200410053749.9(一种聊天机器人系统)的权利人，该专利于2004年申请，2009年获得授权。 苹果公司则在2010年以2亿美元收购了Siri.Inc。，并于2011年在其发布的iPhone 4S手机上首次推出Siri，其后又在全线产品中陆续搭载，Siri成为苹果产品人工智能交互的主要入口。 小i机器人方面表示，经过对比分析，认为Siri技术方案落入小i机器人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ZL200410053749.9号专利(2004年申请、2009年授权)范围。 从2012年开始小i机器人就不断起诉苹果，期间经过多次反复，将近10年来一直没有结果。 这一次在iPhone 13即将发布的情况下，小i机器人再次提起诉讼，赢面有多少？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国际总部高级合伙人李萍律师对媒体表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知识产权纠纷的当事人在判决、裁定或者仲裁裁决生效前，可以提供财产担保的前提下依法申请行为保全，法院应当受理，但法院是否做出行为保全裁定会考虑多方面因素。 因此，李萍律师认为，因小i机器人的专利权获得确权不久，而苹果手机早就在国内销售，且销售体量太大，法院可能因小i机器人权利尚不稳定、苹果的销售行为早已有之，不属于情况紧急状态、该保全措施造成的损害价值及可能的社会影响过大等原因驳回该申请。 对于案件未来的发展走向，李萍律师认为，苹果公司可能与小i公司就专利权的确定进一步进行拉锯战。 不过，她表示，如果如小i公司的专利权得到稳定，考虑到苹果公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双方在法院斡旋下达成调解的概率较大。

　　参观者在2021世界5G大会展览现场体验5G+车联网VR虚拟驾驶。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服贸会上的5G移动诊疗设备。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从2021世界5G大会到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一段时间以来，多场高规格会议和展会聚焦以5G为代表的数字前沿技术，既展现了5G建设和应用的速度与广度，也凸显了中国抓住数字产业化机遇，以5G为引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5G商用发展已实现规模、标准数量和应用创新三大领先。 　　在规模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近日在2021世界5G大会上介绍，中国已开通建设5G基站99.3万个，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95%以上的县区和35%的乡镇，5G终端手机连接数超过3.92亿户。 　　在标准数量上，中国5G标准必要专利数量占比超过38%，居全球首位。与以往注重产品制造不同，中国正在更多参与上游标准制定和生态培育，5G标准支撑能力持续增强。近年来，《5G移动通信网核心网总体技术要求》等447项行业标准陆续发布，为5G融合应用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规范保障。 　　在应用创新上，中国5G应用案例已超过1万多个，覆盖了钢铁、电力、矿山等22个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和有关领域，形成了一大批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5G正快速融入各行各业、呈现千姿百态，已形成系统领先优势，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根据工信部等十部门今年7月联合发布的《5G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年）》显示，到2023年，中国5G个人用户普及率将超过40%；在垂直行业领域，大型工业企业的5G应用渗透率超过35%；在社会民生领域，打造一批“5G+智慧教育”“5G+智慧医疗”“5G+文化旅游”样板项目，“5G+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 　　有效带动乡村振兴和工业互联网建设 　　在世界5G大会和服贸会上，5G在各行各业的应用集体亮相。5G应用场景支撑适应能力的提升，极大满足了旅游、医疗、教育、体育等行业的数字化需求，有效带动乡村振兴和工业互联网建设。 　　在旅游行业，以5G+AI、5G+VR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广泛应用，推动云旅游、数字虚拟游蓬勃发展。中国电信将5G+MEC（边缘计算技术）能力运用于文旅场景，成功复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迹公园的夏朝宫殿样貌。游客可以借助手机“穿越”到3000多年前，通过AR（增强现实）技术感受夏朝都邑的繁华景象。 　　在医疗行业，5G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互联网医院、互联网诊疗和远程医疗技术日臻成熟。借助骨科手术机器人，北京积水潭医院与河北、西藏、浙江、山东、天津、安徽、广东等10余个省区市成功实施50余例5G骨科远程手术；5G急救车的使用实现了“上车即入院”，患者进入救护车后，5G系统会迅速将病人的心率、血压等实时状况与医院急诊室连接，做到“车院零距离”。 　　明年开幕的北京冬奥会也将受益于5G的普及和应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平说，5G技术可以满足北京城区、延庆和张家口三地办会、高效协同和管理的需求，实现智慧观赛、超高清直播、运动科技、安全办赛等应用，推动冰雪竞技项目成绩跨越式发展。 　　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5G+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已超过1500个，覆盖20余个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在2021世界5G大会上，多个“5G+工业互联网”项目入围中国5G十大应用案例—— 　　三一重工的5G全连接工厂贯穿业务全流程，230多个工业设备接入5G，覆盖了设备互联、生产制造、能源管理、视觉管理等8大类；青岛港建成全球首个氢动力5G码头，无人驾驶自动导引车、高速轨道吊等近百个智能设备投入生产，集装箱的装卸转运全部由智能系统调配完成；山西阳煤集团、中国移动在新元煤矿建成中国首个煤矿井下5G网络，实现井下万物智联，降低了采矿作业的安全风险，提升了矿山生产作业效率。 　　在浙江省桐庐县莪山畲族乡，“5G乡村智脑综合治理平台”的建设让5G应用融入了村民的衣食住行——在田间地头，智慧农业“稻鱼共生驾驶舱”可以实时监控稻田水质和鱼的生长情况，让原本需要丰富经验的种养殖方式变成了定标定量的科技农业种植方式；“5G+VR云课堂”让山区的孩子走进名校课堂，实现了乡村教学资源整体提优。 　　共同努力确保5G发展造福世界 　　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掀起5G增强技术研发和产业布局的新热潮。专家表示，5G发展本身就具备了分工化、协同化的特征，深化合作、扩大开放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各国必须共同努力，确保5G的发展造福世界。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表示，中国愿意继续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更加务实的举措，依托中国在5G技术应用和产业方面的基础，进一步加强5G技术演进的国际合作，探索5G垂直行业应用的二次开发技术体系。开展5G增强技术标准、设备研发、试验攻关，提升5G垂直行业应用的适应能力，解决5G频率扩展、覆盖增强等发展问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表示，5G的特点是能够连接更多数据，全球化是其先天的要求。我们要努力获得全球科技合作的利益，但是也要防范风险，提升在数字全球化时代的科技创新能力。 　　张平建议，要进一步加快5G技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同时，要注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也是中国积极构建数字贸易新规则体系的重要前提。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奚国华认为，中国为5G的标准制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在行业应用标准上做了许多探索。但在标准的制定上还面临着垂直行业应用程度不深、产业生态系统有待完善、网络安全威胁依然严峻等挑战，需要各方携手解决。（刘 峣）

　　随着气候变暖，红冠凤头鹦鹉的喙越来越大。 　　图片来源：英国《卫报》网站相关报道 　　根据近日发表在《生态与进化趋势》杂志上的研究综述，科学家们发现，一些温血动物的体型正在发生变化，这可能是对气候变化的反应。随着地球变暖，动物的喙、腿和耳朵越来越大，这让它们能够更好地调节体温，其中鸟类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综述提到，科学家观察了30多种动物，它们的附肢大小变化最大的是一些澳大利亚鹦鹉物种，自1871年以来，它们的喙平均增大了4%—10%，与每年的夏季温度呈正相关。同时，对北美黑眼鹟（一种小型鸣禽）的研究表明，在寒冷环境中，喙的大小增加与短期极端温度之间存在联系。 　　研究人员还报告说，姬鼠的尾巴长度增加，鼩鼱的尾巴和腿的尺寸增加，温暖气候下的蝙蝠翅膀尺寸增加。 　　当动物过热时，鸟类和哺乳动物会分别使用喙和耳朵来散发热量。历史上，气候温暖时期，一些生物进化出更大的喙或耳朵，以便更容易地散热。随着气候变暖，这些差异变得更加显著。如果动物无法控制体温，它们可能会因为过热而死亡。喙没有被羽毛覆盖，是重要的热量交换部位；哺乳动物的耳朵、尾巴和腿如果没有被毛皮覆盖，也是如此。 　　该研究论文作者、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研究员萨拉·莱丁说：“我们也不知道动物的变形是否真的有助于生存，但这种变形现象不应被视为是积极的变化。令人震惊的是，气候变化推动动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化成这样。” 　　虽然科学家们表示很难将气候变化确定为动物变形的唯一原因，但气候变化是所研究的动物在不同地理区域和不同物种间的共同点。 　　这篇综述论文认为，随着气候变暖，变形很可能会继续下去。文中指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升高可能会影响动物的体温调节等。” 　　作为气候变化的一部分，气温的升高可能会导致动物选择更大的附肢，以促进有效的散热。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附肢增长还相当小，不到10%，所以这种变化不太可能立即引起注意。”莱丁说，“然而，耳朵等突出的部分预计还会增长，所以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真实版的小飞象。”（张佳欣）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华清 深圳报道 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最终引发了一场行政诉讼。 “长园集团财务造假案”是去年中国证券市场的一起典型案例，在今年初曾被中国证监会列入《2020年证监稽查20起典型违法案例》，在这20起案例中，“长园集团财务造假案”被列于“康得新财务造假案”、“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案”等典型案例之后，位于第八。 根据当时中国证监会官网披露的信息，长园集团财务造假案“系一起上市公司并购标的财务造假的典型案件。2016年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园集团）收购长园和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长园和鹰）80%股权。为使长园和鹰完成业绩承诺，由时任董事长组织虚构海外销售，提前、重复确认收入，累计虚增利润3亿元。本案表明，给上市公司注入‘有毒资产’，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重组参与各方均应承担相应责任”。 正是受长园集团财务造假案牵涉，长园集团一名时任董事隋淑静被深圳证监局处罚。由于隋淑静对处罚结果不服，终致一场行政诉讼的发生。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隋淑静不服处罚 去年10月，深圳证监局出具了〔202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内容显示，深圳证监局查明上市公司长园集团（600525.SH）的控股子公司长园和鹰存在11项违法事项，通过虚构海外销售、提前确认收入、重复确认收入、签订“阴阳合同”、项目核算不符合会计准则等多种方式虚增业绩。长园和鹰的违法行为导致长园集团累计虚增利润3亿元，其中2016年虚增了15.21%的利润总额（追溯调整前）、2017年虚增了14.85%的利润总额（追溯调整前），长园集团2016年、2017年年报披露的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深圳证监局处罚了长园集团、时任长园和鹰董事长和总裁的尹智勇以及部分时任长园集团董监高人员。 在长园集团2016年、2017年年报上签字的董监高人员共15人，除开时任长园集团董事的吴启权、时任长园集团执行副总裁许兰杭、时任长园集团监事高飞和秦敏聪、杨依明、贺云三名时任长园集团独立董事外，其余董监高人士均被处罚，其中一名被处罚董事为隋淑静，隋淑静被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罚款。 公开信息显示，隋淑静是由曾经与长园集团管理层有过数年控制权之争的长园集团股东深圳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尔核材”）于2015年4月提名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上被投票当选为董事。2015年5月至2018年7月期间，隋淑静担任长园集团的董事及战略委员会委员，她本身也是一名律师。公开信息同时显示，隋淑静时任德恒律师事务所深圳办公室合伙人，主要执业领域为并购、投融资、商事谈判与调解仲裁、涉外法律服务等。 2018年1月，长园集团公告，公司和股东沃尔核材（002130.SZ）均同意就公司控制权纠纷事项提交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组织的调解工作小组调解，经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隋淑静对〔202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她个人的处罚不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了行政复议，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她个人的处罚，隋淑静最终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深圳证监局和中国证监会，长园集团作为该诉讼案件的第三人。 诉讼案件安排在8月31日下午开庭审理，本报记者申请旁听了上述诉讼案件的庭审，深圳证监局的诉讼代理人带了数个20余寸行李箱装着的纸质材料出庭。但事实上，从当天下午2点半到6点半的4个小时内，主要进行庭前证据交换，原告与被告之间举证、质证耗时太长，将择日再审。 在8月31日的证据交换阶段，耗时最长的是原告对被告一（即深圳证监局）执法证据的质证，在这一环节，隋淑静方代理律师认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对事实认定不清、责任主体认定错误、处罚标准不一、避重就轻，甚至怀疑深圳证监局做出该行政处罚决定背后可能存在权力寻租。 原被告双方结合证据，就从到底是谁在造假、违法责任有多大、谁应该被处罚、谁不应该被处罚、执法过程中程序是否正当、合法等争议焦点展开辩论。 吴启权应该被处罚吗？ 隋淑静方认为，长园集团现任董事长吴启权应该被处罚，因为他在长园集团2016及2017年年报上签字保证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但实际上长园集团这两年的年报均存在虚假记载，且吴启权当时分管长园和鹰业务，长园和鹰财务造假，他没有尽到勤勉义务且有重大过错。 长园集团的公开信息显示，吴启权自2016年1月起任公司董事，2017年1月至2018年7月任公司副董事长，2018年7月8日起任公司董事长，2021年1月15日起任公司总裁。 上述〔202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没有处罚吴启权。对于吴启权的处理结果，隋淑静与深圳证监局一个大的分歧点在于，吴启权是否分管长园和鹰？ 在8月31日的交换证据阶段，深圳证监局的诉讼代理人明确称，“公司提交的OA审批材料、时任董事长许晓文、时任总裁鲁尔兵的证言等在案证据显示，吴启权当时不实际分管长园和鹰业务”。 隋淑静不认可深圳证监局得出的“吴启权当时不实际分管长园和鹰业务”结论。隋淑静方在法庭上指出，吴启权担任长园集团副董事长后就分管智能工厂板块，长园和鹰旗下有智能工厂，吴启权自2017年8月起担任长园和鹰董事，尽管深圳证监局的询问笔录显示吴启权说过在OA上他没有对长园和鹰的审批权限，但依然有3份OA文件证明吴启权对长园和鹰有审批权限，也有长园集团高管证明吴启权知道长园和鹰回款慢的问题。 深圳证监局诉讼代理人在法庭现场回应称，回款慢的原因有多种，吴启权知道长园和鹰回款慢不代表知道长园和鹰财务造假。 对于吴启权是否在长园和鹰财务造假期间分管长园和鹰，本报记者曾尝试通过长园集团约访吴启权，9月1日上午，长园集团员工在电话上告诉本报记者，董事长近期在出差，不能接受本报的采访。 9月1日下午，本报记者就诉讼案件跟深圳证监局相关工作人员做沟通。在沟通中，深圳证监局工作人员表示，不处罚吴启权，是因为他没有实际分管违法事项涉及的业务且及时、主动向监管部门报告长园和鹰财务造假情况，有立功表现。 据其了解，2018年7月，吴启权担任公司董事长，2018年10月，长园集团收到上交所的二次问询函，10月29日长园集团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聘请律师全面调查，先后聘请了金杜律师事务所和隋淑静任职的德恒律师事务所对智能工厂项目开展调查。2018年11月13日，吴启权、高飞到上交所报告了公司调查长园和鹰涉嫌业绩造假的情况，11月15日，吴启权、许兰杭、高飞向深圳证监局汇报了长园和鹰涉嫌业绩造假的情况。2018年12月，公司更换审计机构，聘请上会会计师进行审计，对长园和鹰业绩进行调查，12月25日回复了上交所的二次问询，进行风险提示。2019年1月3日，长园集团就长园和鹰可能涉嫌业务造假向深圳证监局递交了《举报函》。 隋淑静方在交换证据阶段展示过自己履职过程中没有跟长园和鹰及其子公司、孙公司有直接接触，正常逻辑可推断，在长园和鹰业绩造假期间，隋淑静也没有分管长园和鹰，那么，对比吴启权的情况，隋淑静没有直接被免责，可能就在于她没有立功表现。 但隋淑静并不认为长园集团是主动、及时向监管部门举报造假。她认为，2018年长园集团半年报披露后，上交所已经注意到长园和鹰存在财务异常，下发了两次问询函。更为重要的是，隋淑静方认为长园集团及其管理层参与甚至主导了长园和鹰的业绩造假。对于隋淑静方主张长园集团及其管理层参与甚至主导长园和鹰的业绩造假，深圳证监局诉讼代理人在法庭现场回应表示，在深圳证监局的调查中，没有证据和事实足以认定这一点，如果原告有证据，欢迎向深圳证监局举报。 上交所于2020年12月出具的〔2020〕120 号纪律处分决定书，也让隋淑静方认为吴启权应该被处罚。〔2020〕120 号纪律处分决定书认定相关责任人在长园集团信披违规问题上的责任，吴启权没有被免责。 对此，深圳证监局工作人员在沟通中回应本报记者称，上交所的纪律处分决定书公告时间晚于深圳证监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但两者在对长园和鹰存在问题的责任认定上是一致的，上交所也没有认定吴启权分管长园和鹰或参与造假。 该名深圳证监局工作人员强调，要看清楚吴启权因何而被上交所处分，其同时强调，上交所和深圳证监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机构，两者的管辖范围、调查范围是不一样的，深圳证监局是行政监管，上交所是自律监管，违法行为和违规行为的性质也不同。 上交所〔2020〕120 号纪律处分决定书称，“公司时任董事长吴启权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对相关收购风险揭示不充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子公司关联交易未披露、收入确认政策变更未披露等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上交所同时称：“经核实，公司因子公司业绩造假及会计差错，导致2016年度、2017年度财务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吴启权在公司前述违规事项期间担任公司董事，对收购长园和鹰、中锂新材事项风险提示不充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负有责任。而自 2018 年7月担任董事长后，吴启权就长园和鹰业绩造假事项积极开展自查，完善公司内部控制，采取了适当措施，在公司向监管机构主动报告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对相关情况予以酌情考虑。但吴启权还需同时对子公司多项关联交易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收入确认政策变更未披露等违规行为责任，其酌情考虑情节不足以免除其违规责任。” 在深圳证监局出具的〔202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也没有处罚时任长园集团独立董事的三名人员，独立董事也在长园集团2016年和2017年年报上签字，该三名人员兼任长园集团审计委员会委员。 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的独立董事没有被处罚，而兼任战略委员会委员的隋淑静却被处罚了，这也是隋淑静认为深圳证监局做出的行政处罚不够公平的一点理由。 而关于审计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的不同职责，记者通过查阅公开信息获知：审计委员会的职责主要包括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调查及处理系统内部各种涉及经济问题的检举信件等；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则是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具体包括——对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经营目标、发展方针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对公司涉及产品战略、市场战略、营销战略、研发战略、人才战略等经营战略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对公司重大战略性投资、融资方案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对公司重大资本运作、资产经营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等。 隋淑静认为，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治理层面，拥有证监会赋予的特别职权，按照权责一致原则，独立董事应该承担比她更大的责任。 对于为何没有处罚三名独立董事，深圳证监局相关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对于长园集团信披违法事项的处罚，深圳证监局量罚标准是统一的，处罚谁、不处罚谁、为何罚到处罚决定书上的程度，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但这些理由和证据到庭审现场才能展示。 隋淑静是否应该不罚？ 尽管在该行政诉讼案件中，隋淑静提出了长园集团及其管理层参与造假、应该处罚吴启权的观点，但与其自身利害关系最密切的观点依然是，深圳证监局不应该处罚她自己。 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第十五条写明：“发生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对负有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和公平义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视情形认定其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但其能够证明已尽忠实、勤勉义务，没有过错的除外。” 紧接着第十六条则写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员可以提交公司章程，载明职责分工和职责履行情况的材料，相关会议纪要或者会议记录以及其他证据来证明自身没有过错。” 对于存在信披违法的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士来说，一旦自己进入了处罚名单，想要免责，一个重要的自救措施是向证券监管部门证明自己勤勉尽责。于是，在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隋淑静就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勤勉尽责，提交了相当多的资料，包括她在董事会的履职情况，时任长园集团董秘倪昭华、时任长园集团监事会主席及长园和鹰财务总监的史忻和吴启权给她出具的证言，在董事会上对收购中锂新材控股权议案投出反对票等。但深圳证监局最终没有采纳隋淑静的意见。 对于为何不采纳隋淑静证明自己勤勉尽责的资料，深圳证监局工作人员在跟本报记者的沟通中称，不能看她交了多少材料，要看她的材料讲了什么。 该名深圳证监局工作人员举了个例子：假设就读清华北大的要求就是高考考得好，你可以说，虽然我高考考砸了，但是我平时成绩很好、在其他考试上考得很好，我依然能上清华北大吗？ 那么，在信披违法案件中，董监高人士要做到何种程度才算成功证明自己勤勉尽责？是证明自己平时在履职中很努力、很认真即可，还是一定要发现违法事项或者对违法事项涉及的议案投出过反对票、弃权票呢？ 就此，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告诉本报记者称，董事要证明自己勤勉尽责，除开看其是否依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文件，按照规则行使了董事应承担的责任，还要看其对违法违规事项是否知情、是否参与、是否提出了异议，是否有会议纪要或者证据证明其提出了异议。 本报记者查询过往信披违法事项中对外部董事的处罚情况，发现其实有人曾经成功让中国证监会撤销对自己的处罚——中国证监会出具的[200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就曾撤销时任九发股份（600180.SH，现已更名为瑞茂通）原副董事长李廷芳的3万元处罚和警告。 九发股份在2015年和2016年的定期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李廷芳在行政处罚决定书出来前申辩过自己是迫于压力才在相关定期报告签字，甚至没有在公司领取薪酬，但他没有因此而免责，监管部门认为其履行职务时没有保持独立，违反了董事对公司的忠实勤勉义务，他受到的处罚力度跟隋淑静是一样的，被罚3万元且被警告。 到了行政复议阶段，李廷芳提交证据称自己是上市公司的外部董事，没有参与具体的经营活动，不知悉上市公司的信披违法行为，对2005年年报提出过多次质疑等。中国证监会审查查明，李廷芳确实是外部董事，没有在上市公司分管具体事务，未发现他知悉或参与上市公司信披违法行为且在审议2005年年报的董事会决议中提出过质疑、对2005年中报的审议投了弃权票。中国证监会认为他“在审议2005年中报和年报中均提出过质疑，履职期间有勤勉尽责的情节。另外，与其他同期任职董事相比，申请人（指李廷芳）签字通过的相关定期报告明显较少。以上可以作为减免责任的理由予以考虑。申请人提出的其他个人免责的理由，本会不予采纳。”最终，中国证监会撤销了对李廷芳的3万元处罚和警告。 回看李廷芳的案例，中国证监会对于勤勉尽责的认定相对明确——九发股份的2015年中报 和年报存在问题，李廷芳对这两份报告提出过质疑，有勤勉尽责情节。 但隋淑静方并不认为在长园集团的信披违法事项中，对长园集团2016年、2017年年报提出过质疑或者投出弃权票，才算履职期间勤勉尽责。至于法院最终如何确定达到勤勉尽责的标准以及隋淑静是否已经算勤勉尽责，还有待案件的进一步审理。 隋淑静质疑深圳证监局对其个人处罚的合法性的另一重要理由是，深圳证监局调查长园集团信披违法事项的《调查终结报告》曾认为她勤勉尽责，建议不处罚。也正是因为《调查终结报告》建议不处罚的一些人员最终被处罚了，让隋淑静方代理律师认为，难免让人怀疑背后存在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面对这一问题，深圳证监局工作人员在沟通中向本报记者称，深圳证监局的执法过程是查审分离，《调查终结报告》只是执法过程中的一个过程文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在《调查终结报告》之后，肯定有证据推翻了《调查终结报告》中对隋淑静的处理建议。而当本报记者追问是何证据，该工作人员称，这一点肯定会是庭审上的一大辩论点，只能在庭审现场摆证据。 长园集团及其管理层是否参与了造假？ 在8月31日的交换证据阶段，隋淑静方一直坚定认为长园集团及其管理层参与了长园和鹰的造假，且是长园集团下指令，长园和鹰执行。 隋淑静方在法庭现场介绍称，深圳证监局的执法记录显示，深圳证监局查到长园集团在2017年针对长园和鹰和和鹰设备出具过两份内审报告。内审报告指出这两家公司的内控缺陷，其中指出的长园和鹰在业务流程上的缺陷跟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认定的长园和鹰存在的违法事项相似。因此，隋淑静方认为长园集团及其管理层早就知道长园和鹰存在财务造假却放任，她在长园集团任职期间并没有看到内审报告的内容，是被长园集团管理层蒙蔽。 而深圳证监局方则在法庭现场表示，深圳证监局调查了内审报告的流转记录及讨论的会议纪要，根据在案证据掌握到的情况不能认定长园集团与长园和鹰共谋造假。 对于内审报告，深圳证监局工作人员在与记者的沟通中称：“你可以问问隋律师，对内审报告知情的人罚到了什么程度。” 隋淑静方在法庭现场提供的其它认为长园集团管理层指令长园和鹰财务造假的理由是，深圳证监局查到，有邮件证明，2017年长园集团员工建议长园和鹰员工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而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长园和鹰存在的第九至第十一项违法事项，就是长园和鹰在一些建造合同结果不能可靠估计、不应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的情况下，采用了“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 对于隋淑静方在交换证据阶段指出的深圳证监局查到的这些细节，是否可以作为推断长园集团及管理层参与造假且是造假行为的引导者，还有待法庭的进一步审理。不过，在8月31日的交换证据阶段，长园集团的诉讼代理人发言否认长园集团是造假行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称长园集团也是造假行为的受害者。 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其他争议点，例如说，深圳证监局对于长园集团信披违法问题是否存在认定遗漏，跟以上三大争议点一样，也全部有待法庭的进一步审理。 本报对该案将持续关注。

9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副防卫大臣中山泰秀称，台湾与日本的距离非常近，就像鼻尖到嘴巴，所以日本会把台湾的和平稳定当作自己的事，不可能当做别人的事，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你提到的日本政客的涉台言论是极其荒谬的，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们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就把地理邻近作为一个主要借口。在21世纪的今天，日本竟然还有一股势力鼓吹这一逻辑，这是十分危险的动向。我们要对此表示高度警惕，尤其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罪责，更应谨言慎行，日方应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我要再次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澎湃新闻高级记者 于潇清 记者 刘栋） 责编：张婧妍

中新网9月9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9日答记者问表示，我们一贯积极支持两岸文化领域交流合作，热忱欢迎台湾演艺人员在大陆发展。岛内一些政治势力和不良媒体别有用心，蓄意制造事端，企图通过干扰阻挠台湾艺人在大陆发展，破坏两岸人文交流氛围，挑拨两岸同胞对立，恶化两岸关系。 有记者提问称，针对台湾艺人张钧甯近日被大陆网友质疑“台独”，蔡英文称，“因为言论不合自己的意思就封杀、剥夺工作权，这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也更凸显了两岸在‘民主’和‘威权’两种价值上的差异。”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有关言论纯属蓄意污蔑、转移焦点。 朱凤莲说，我们一贯积极支持两岸文化领域交流合作，热忱欢迎台湾演艺人员在大陆发展。越来越多台湾艺人已经并正在参与两岸影视创作和综艺节目，带来许多受两岸观众欢迎的作品和节目。 她强调，岛内一些政治势力和不良媒体别有用心，蓄意制造事端，企图通过干扰阻挠台湾艺人在大陆发展，破坏两岸人文交流氛围，挑拨两岸同胞对立，恶化两岸关系。希望两岸同胞擦亮眼睛，更精准地辨识和反对离间两岸同胞感情的恶劣行为。 责编：张婧妍

有媒体提问，有消息称，民进党当局8日发布的“双十”活动有关图片标注“ TAIWAN NATIONAL DAY 2021”(“台湾国庆日2021”)字样。对此有何评论？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日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近来频频上演夹带“一中一台”私货的政治闹剧，在谋“独”挑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搞这种偷偷摸摸的政治小动作，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只会危害台海和平稳定，损害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任何“台独”图谋都不可能得逞，只会遭到彻底粉碎。（国台办发布） 责编：张婧妍

9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澎湃新闻记者提问，9月8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我们注意到，当前已经有不少涉阿机制。发言人能否简要介绍会议主要情况？会议同其他涉阿机制之间是什么关系？ 赵立坚表示，9月8日，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阿富汗邻国外长会，会议由巴基斯坦外长主持，伊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外长以及土库曼斯坦副外长共同参加。各方认为美国及其盟友是阿富汗问题的始作俑者，他们比任何国家都更有义务向阿富汗人民提供经济、民生和人道主义援助。在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的前提下，帮助阿富汗实现维稳防乱，走向良性发展。各方同意要引导敦促阿富汗塔利班，团结各民族各派别，搭建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同恐怖势力划清界限，同各国特别是邻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希望塔利班能汲取历史经验，在临时政府期间。与阿富汗各民族各派别积极互动，切实履行承诺，争取国际认可。各方表示，要发挥邻国独特作用，为稳局重建提供良好外部环境。 赵立坚指出，各方重点应该开展6方面协调合作。一是继续向阿富汗提供抗疫物资和技术援助，帮助阿富汗加强疫情防控。二是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口岸开放，为阿富汗与外界互动，尤其是获取人道主义物资提供便利。三是加强难移民管控，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担责，携手应对。四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帮助阿富汗人民渡过难关。五是加强情报共享和边境防控等反恐安全合作，敦促塔利班同所有极端恐怖势力彻底切割。六是开展禁毒合作，支持阿富汗停止生产任何毒品，联合打击本地区的跨国毒品犯罪。 赵立坚强调，本次外长会是阿富汗近邻国家合作应对阿富汗局势变化的首次尝试，也标志着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的正式成立。这一机制与业已存在的多种涉阿多边机制并行不悖，可以相互补充，形成合力。与会方都支持独具特色的机制继续办下去，通过这个平台分享政策主张，协调彼此立场，共同应对挑战。已经有国家明确提出希望主办第二次会议。（澎湃新闻记者 于潇清 记者 刘栋） 责编：张婧妍

9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对于香港警方依法逮捕反中乱港组织“支联会”有关成员及香港国安法说三道四。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中方对个别西方政客公然污蔑诋毁香港警方的正当执法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香港警方依法拘捕反中乱港组织“支联会”多名骨干成员，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是坚定捍卫香港国安法权威，保障香港长久稳定的合法正义必要之举。 赵立坚说，香港是法治社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任何人都不能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粉饰自己的违法行为，任何人触犯香港国安法和其他香港法律，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国家安全得到维护，香港社会重回正轨，法治正义得到伸张。广大香港市民和外国在港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在更加安全的环境中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任何对香港国安法的攻击抹黑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也阻挡不了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大势。 赵立坚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利用有关司法个案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任何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张目的企图和行径都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记者 刘柳） 责编：张婧妍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当地时间9月8日，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做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对于第三方在媒体机构的官方脸书页面发布的涉嫌诽谤性评论，媒体机构是“发布者”。这项裁决意味着，媒体应该对网民在其脸书页面发布的内容负责。 据美联社9月8日报道，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做出此项裁决的背景是前被拘留者迪伦·沃勒（Dylan Voller）诉媒体公司一案。2016年，迪伦·沃勒在澳大利亚北领地一个拘留中心遭到虐待的照片在网络上疯传，并导致了对此类中心生存条件的调查。许多新闻机构报道了此事，并在脸书上分享他们的文章，读者也在报道下方发表了评论。沃勒认为其中一些读者的评论构成了诽谤，因而对《悉尼先驱晨报》、澳大利亚天空新闻台等新闻机构提起了诉讼，称他们是评论的“发布者”。 裁决公布后，澳大利亚最大媒体集团之一的澳大利亚新闻集团（News Corp Australia）呼吁修改这项判决。澳大利亚新闻集团执行主席迈克尔·米勒（Michael Miller）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本裁决对于公共社交媒体页面的维护者会产生很大影响，“他们发现自己要对他人在页面上发布的内容负责”，即便维护者“不知道这些评论的存在”。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此前曾裁定，媒体只有在意识到诽谤性评论的存在后，才须对在他们所控制的平台上继续发布这样的评论负责。（澎湃新闻记者 南博一） 责编：张婧妍

海外网9月9日电 据日本TBS电视台消息，日本政府9日宣布，将此前定于9月12日到期的紧急状态延长至9月30日，范围涉及北海道、茨城、栃木等19个都道府县。（海外网 王珊宁） 海外网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责编：王珊宁、刘强

9月8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8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云南17例，广东4例，上海2例，福建2例，浙江1例，湖北1例，四川1例），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浙江1例，福建1例，广东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37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160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624例（其中重症病例8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累计确诊病例8551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927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9月8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786例（其中重症病例8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9689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5111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168105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2490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解除医学观察20例（境外输入16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376例（境外输入348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28250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12131例（出院11831例，死亡212例），澳门特别行政区63例（出院61例），台湾地区16056例（出院13742例，死亡837例）。 责编：张振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记者于文静）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近日联合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农业绿色发展专项规划，对“十四五”农业绿色发展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和具体安排。 　　记者8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将绿色发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引领，强化工作举措，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业绿色发展进展明显。但从总体上看，农业绿色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加大工作力度，推进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规划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农业产业体系为重点，对“十四五”时期农业绿色发展作出了系统安排。到2025年，力争实现农业资源利用水平明显提高，产地环境质量明显好转，农业生态系统明显改善，绿色产品供给明显增加，减排固碳能力明显增强。 　　规划聚焦绿色发展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出加强农业资源保护利用、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农业生态保护修复、打造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等重点任务。同时，提出强化科技动能和制度动能。一方面，健全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强化农业绿色发展科技动能；另一方面，健全体制机制，增强农业绿色发展制度动能。 责编：海闻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负责人就《意见》制定相关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您介绍下制定《意见》的背景和意义。 　　答：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十九届中央纪委历次全会都对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作出部署，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严肃查办受贿案件的同时，加大对行贿的查处力度，有力促进了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腐蚀和反腐蚀斗争依然严峻复杂，行贿作为贿赂犯罪发生的主要源头，行贿不查，受贿不止，因此必须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制定出台《意见》，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深化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具体举措，对于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实现腐败问题标本兼治，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保障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问：《意见》对查处行贿的重点是如何把握的？ 　　答：从近年查处的案件情况看，一些领域巨额行贿、多次行贿的现象突出，有的行贿人为谋取自身利益，对公职人员竭力腐蚀、精准“围猎”，主观恶性大，后果严重。《意见》明确了查处行贿行为的五个重点。一是多次行贿、巨额行贿以及向多人行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该类行贿人往往将行贿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要手段，对政治生态、法治环境、营商环境和市场规则等破坏较大，如果不予以严肃查处，就会让行贿成为常态，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激励”效应。二是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理应在遵纪守法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对这类知纪违纪、知法犯法的人员必须严肃查处。三是在国家重要工作、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的。该类行贿行为不仅扰乱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直接造成国家巨额经济损失，而且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影响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应当坚决予以查处。四是在组织人事、执纪执法司法、生态环保、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帮扶救灾、养老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的。该类行贿行为扰乱了相关领域的正常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须加大查处力度，推动解决一些行业的顽瘴痼疾。五是实施重大商业贿赂的。这既是落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也是顺应广大市场主体呼声、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重要举措。 　　问：对行贿人进行处理时，纪检监察机关是如何把握政策的？ 　　答：受贿行贿一起查，要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坚持实事求是、宽严相济，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受贿行贿一起查并不等于同等处理，要统筹运用纪律、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综合施策，分类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在对行贿人提出处理意见时，不仅要考虑行贿金额、次数、发生领域，还要考虑行贿人的主观恶性、造成的危害后果、认错悔过态度、退赔退缴等因素，精准提出处理意见。比如，行贿人涉嫌行贿犯罪应当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如果相关行贿人具有法律规定的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如实供述纪检监察机关还未掌握的违法犯罪行为，积极退赃，减少损失，重大立功表现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等从宽处罚情形，纪检监察机关依法向司法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此外，对于依法可以不移送司法机关的行贿人，纪检监察机关可以综合运用党纪政务处分或者组织处理，批评教育、责令具结悔过，或者移交给相关单位由其作出行政处罚等方式进行处理，让行贿人为其行贿行为承担应有的责任。 　　《意见》还明确，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强化在查处行贿工作中的内控机制，案件承办部门、案件监督管理部门、案件审理部门在对行贿人处理中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确保监督执纪执法权力正确行使。 　　问：各相关单位如何对行贿人开展联合惩戒？ 　　答：《意见》强调各相关机关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协作配合，形成联合惩戒行贿的工作合力。纪检监察机关对查办案件中涉及的行贿人，按照有关规定应由其他单位做出组织处理、行政处罚和资格资质限制等处理的，要根据行贿人的主体身份及时向相关单位提供情况。行贿人系市场主体的，根据行贿所涉领域，要向市场监督管理、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金融监管、司法行政等相关单位通报，由相关单位根据职责权限依规依法对行贿人作出处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正在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并就纪检监察机关与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统战部门、执法机关等对行贿人开展联合惩戒进行探索实践，以提高治理行贿的综合效能。 　　问：如何保障涉案人员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答：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有利于为经济发展创造健康良性的社会环境，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亲清政商关系，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这是对各类企业合法权益的有力保护。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既要查清问题，也要保障经营者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意见》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把握办案措施的适用，对限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措施要依法慎用。纪检监察机关在审查调查中需要有关企业实际控制人等配合调查的，要充分评估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听取并合理采纳配合调查人员对维护企业正常经营的意见，畅通有关企业实际控制人等在配合调查期间保证企业正常经营的联系渠道，将对企业合法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降到最低。 责编：海闻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题：如何稳投资、稳外资？国家发展改革委这样回应 　　新华社记者谢希瑶、安蓓 　　做好稳投资、稳外资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8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对当前我国投资和外资形势作出回应。 　　投资仍然具备保持稳定增长的条件 　　今年前7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3%，比上半年回落2.3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有所回落，怎么看？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副司长吕文斌说，今年以来，受到基数效应影响，投资增速“前高后低”，总体上保持恢复增长的态势。同时，近期汛情、疫情等因素对投资增长造成了一定影响。“7月以来出现在部分地区的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对工程建设造成的不利影响逐步消除，有利于投资恢复增长。” 　　吕文斌表示，下一步，将下大力气做好补短板稳投资各项工作： 　　聚焦重点领域稳投资。发挥好“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102项重大工程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强重大项目储备，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实施，形成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竣工一批的良性循环。 　　发力前期工作稳投资。加快办理项目审批手续和用地、规划许可、环评、施工许可等手续，依法合规加快推进征地拆迁、市政配套等开工前的准备工作，推动项目及早开工建设。 　　加强资金保障稳投资。加快已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执行进度，充分发挥引导和带动作用。做好今年后几个月和明年上半年专项债券项目准备，确保专项债券发行后及时投入使用，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 　　激发市场活力稳投资。积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加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规范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稳妥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条件。 　　“总的来看，投资仍然具备保持稳定增长的条件。”吕文斌说。 　　以重大项目为抓手扩大投资力度 　　“重大项目的及时推进和落地见效将对稳投资、促增长发挥有力支撑带动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评估督导司副司长吴君杨介绍，截至今年8月，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总体完工率比上年投资项目同期完工率已经高出10个百分点。 　　“两新一重”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领域。今年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北方江河汛情严重，对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副司长李明传介绍，截至8月底，重大水利工程完成2021年度建设投资720亿元，与2020年、2019年同期相比，分别多完成57亿元、165亿元，完成率已超过往年同期7个百分点以上。 　　受疫情多点散发、极端天气和洪涝灾害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所放缓，但投资总规模仍处于高位并稳步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司副司长郑剑表示，下一步，将确保已开工的重大项目有序推进，比如抓紧推动川藏铁路在今年年底前实现全线开工，加快一批重点项目尽早开工。进一步优选、精选具备较好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交通项目，滚动实施、梯次推进。 　　全年利用外资增长或将超预期 　　国家发展改革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司长刘小南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缩减和完善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重大外资项目落地实施；完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政策，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及时高效向外资企业宣介有关政策措施，开展国际产业投资合作系列活动。 　　引进重大外资项目是稳外资重要力量。2018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成立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班，统筹协调解决项目落地实施存在的问题，目前已推出四批重大外资项目。 　　“为更好发挥重大外资项目示范作用，我们已启动第五批重大外资项目的申报工作。”刘小南说，第五批重大外资项目将加大对中高端制造、高新技术、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现代服务等领域和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 　　“综合各方面情况初步研判，全年利用外资能够实现一定幅度的增长，有可能比预期还要好一些。”刘小南说。 责编：海闻

新华社香港9月8日电 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发言人8日表示,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国安处依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对不遵守有关提交资料要求的“支联会”邹幸彤等人实施拘捕。 发言人表示,任何人触犯香港国安法和香港法律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职,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责编：海闻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光明日报记者 吴春燕 王忠耀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标志着以广东珠海横琴新区为代表的粤澳深度合作迈入了新阶段。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横琴时曾强调，建设横琴新区的初心就是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创造条件。横琴有粤澳合作的先天优势，要加强政策扶持，丰富合作内涵，拓展合作空间，发展新兴产业，促进澳门经济发展更具活力。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强调，当前，特别要做好珠澳合作开发横琴这篇文章，为澳门长远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注入新动力。十多年来，横琴新区从无到有，总书记始终关心、关注着这块土地的每一步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如火如荼。在横琴这方不过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依托粤澳深度合作的强大动力，一个更多彩、更开放、更繁盛的合作区，正在破浪而来。 　　产业多元 促进澳门经济更具活力 　　1999年至2018年，澳门GDP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是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但对于澳门而言，土地空间有限，基础设施有待优化提升，人力资源支撑不足等现实情况，以及由此造成的产业结构单一、经济韧性不足等问题，都在制约着澳门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 　　在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达看来，产业调整和结构优化、寻求经济适度多元是澳门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全面提升澳门与珠海横琴新区的关系，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拓展广阔空间，共同打造粤澳深度合作区，则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通拓宽赛道。”郭万达表示。 　　自开发之初，横琴就被赋予了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使命，而向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升级，则让这一使命更为突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四大类“新产业”：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现代金融产业。而这些产业，在横琴12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培基固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 　　“2017年盈科瑞把做新药的板块放到珠海时，除了董事长和我，所有人都反对，当时招人不好招，配套还没完善，我们是踩着泥巴进来的。”盈科瑞（横琴）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人高进表示。 　　短短数年，盈科瑞所在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已经高楼林立，在这里，中医药产品可以享受研发、检验、认证、注册、审批和海外销售的“一条龙”服务。2019年，产业园与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暨南大学等12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这两年盈科瑞重点推进的项目——从中药提取RNA等活性成分进行抗肿瘤药物研究与开发，就是基于澳门科技大学的前沿专利。“这个项目非常有希望成为中医药领域突破性的进展，如果我们没有落户珠海横琴，没有与澳门科技大学进行这样的密切交流，是不可能进行的。”高进说。 　　目前，以中医药科技产业为代表，横琴新区已经初步形成科技创新、特色金融、医疗健康、文旅会展、跨境商贸、专业服务等现代产业体系。截至2021年8月底，横琴累计登记商事主体数量超过5.5万家，注册资本超过3万亿元，其中澳资企业超4500家，注册资本超1300亿元，成为内地澳资企业聚集最集中的区域。 　　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娄胜华认为，实际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未来重点发展的四大产业，也是目前澳门提出的未来产业多元化发展方向，不仅符合澳门发展实际，同时高度呼应澳门现有产业基础和创新优势，并与大湾区其他地区产业实现一定程度错位发展。 　　“澳门的4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涵盖中医药、集成电路、物联网等产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实际上由澳门博彩业延伸出来，与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一致。而特色金融产业，实际上是与大湾区其他地区包括深圳、香港的金融产业错位发展。”娄胜华表示。 　　科创高地 更好释放粤澳创新能量 　　“智能院的目标是充分利用澳门战略地位优势，着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和高端科技创新资源，攻克类脑智能研究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不久前，在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落地横琴的揭牌仪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旭说。 　　按照规划，“智能院”将争取在5年内建设成为一流高水平国际化研究院，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两点两廊”战略支撑的重要科技平台，并以“智能院”为核心争取建设国家级实验室。 　　除了“智能院”，目前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已在横琴建立了产学研示范基地落户，澳门4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横琴设立分部。“粤澳先进智能计算联合实验室”获批立项，是国内唯一一家智能计算领域跨境联合实验室。 　　横琴与中科院合作共建横琴先进智能计算中心，并用专线联通澳门大学。横琴超算中心目前已投产算力达116亿亿次/秒，全面建成后算力将达到400亿亿次/秒，累计为150家单位提供算力服务，并在澳门大学设立分中心，实现“澳门—横琴”跨境光纤互联、资源共享。而总投资约400亿元正在建设中的横琴科学城，也将成为粤澳合作标志性项目。 　　科技创新的活力，在横琴实现了充分涌流，惠及了诸多企业和创业者，尤其是那些想要在大湾区科创版图中有所作为的澳门青年。2018年，奖金高达3亿元的中国横琴科技创业大赛横空出世，如今不少澳门青年通过该项大赛与横琴结缘，并在横琴发展。 　　普强公司创始人何国涛从小在澳门长大，这一年带领团队来到横琴，凭借“AI汽车芯脑项目”，获得了首届中国横琴科技创业大赛第一名并获得1亿元奖励资助。何国涛也因此与横琴结缘，将自己创立的项目落地横琴，尤其是在首笔无偿资助研发费准时发放后，公司受益于横琴一系列创新政策，迅速进入发展快车道。 　　目前普强已与澳门大学达成战略合作，加强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和人才联合培养，并成功签约全球头部车企的车载语音项目，巩固了在智能车载语音交互领域的实力。2021年年初，普强更是推出了全新的自动AI建模平台。“对我来说，只要企业把技术做好。往往只要有一家成功的公司，其他的就会跟过来。”何国涛表示，希望企业在未来能助力珠澳两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圈的建设和发展，也希望吸引越来越多的澳门年轻人来到大湾区就业发展。 　　目前，横琴累计引进高层次人才250人，省、市级创新创业团队12个，博士后设站单位21家，累计招收博士后超110人。深入推进互联网数据信息跨境传输试点，现有26个单位参与“琴澳通”互联网数据跨境传输试点。 　　民生联动 让服务琴澳同城变成可能 　　龚元香是珠海横琴濠麦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在这之前，她曾在位于横琴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工作了9年。2012年，龚元香初到产业园工作，平时住在澳门，每次上下班，先从湾仔码头，坐轮渡跨境往返，“那时候通勤时间很长，早上6时多出发，9时到单位上班”。如今，像她这样琴澳两地跑的，既有自驾，也有坐跨境通勤专线，绝大多数澳门员工从澳门家中出发，无论到横琴哪个地方上班，基本上在45分钟内可以到达。 　　去年8月18日，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正式启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开启。随着首批通关旅客的到来，一水相隔的横琴与澳门，开启“30秒跨境珠澳”的新时代。 　　2014年，横琴口岸实现了24小时通关；2016年，首批澳门单牌车入出横琴正式启动实施，目前总配额达到1万辆……随着交通的不断便利，以及各项生活服务的优化、细化，琴澳同城的生活，对越来越多澳门居民而言，拥抱横琴丰富的创业和发展机会，没有了后顾之忧。 　　2019年7月，横琴居住的澳门居民率先实现跨境参保，梁健昌带着一家人成为领取了首批珠海医保卡澳门居民，他们不仅在珠海可以持卡看病报销，甚至在内地任何一家与珠海医保联网的医院都可以享受医保结算待遇。如今，九成常住横琴的澳门居民领取了珠海社会保障卡，在珠海参加医保的澳门居民超过2.4万人，在横琴就医的澳门居民超过10万人次。 　　让澳门人兴奋的还有，集澳门居民在横琴居住、教育、养老、医疗等功能为一体的“澳门新街坊”项目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作为珠澳深度合作的一项重要综合民生工程，该项目首期建成后大约可提供4000套住房，容纳的澳门居民预计将超过1万人，并采用“限地价、限房价、限销售对象”的方式，真正惠及澳门老百姓。 　　2019年，澳门街坊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横琴综合服务中心揭牌运作，把澳门社工人才带到了横琴，为在横琴创业、就业、学习、居住、旅游以及养老的澳门居民及横琴本地居民提供服务。“随着澳门经验、澳门标准、澳门特色与横琴发展有机结合、优势互补，澳门特色社工服务有望在这片粤澳深度合作的沃土上开出‘新花’。”澳门街坊总会理事长吴小丽表示。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总体方案》具体要求、精神实质和相关部署，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感恩奋进、砥砺前行，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找准定位、担当作为，积极主动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继续贡献力量。”横琴新区党委书记、珠海保税区党委书记牛敬说。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08日 01版） 责编：海闻

　　新华社香港9月8日电（记者方栋）《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日前正式公布，受到香港社会各界热烈欢迎。从企业家、创业青年到机构代表，多位商界人士指出，“前海方案”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香港应着力发挥自身优势，把握发展契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重绽东方之珠独特魅力。 　　“一场及时雨” 　　“中央此次推出‘前海方案’，是聚焦‘港澳所需’‘湾区所向’与‘前海所能’，完全是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认为，“前海方案”对正在努力走出阴霾的香港来说可谓一场“及时雨”。 　　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一年多后，恢复稳定安宁的香港正处于由乱及治、由治及兴关键时期。克服“修例风波”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打击，重拾发展动力，成为香港极为迫切的需求。 　　根据方案，设立已逾10年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由14.92平方公里增扩到120.56平方公里，并着力创新现代服务业、科技发展、治理模式等体制机制，深化服务贸易、金融、法律事务等领域的开放水平，进一步拓展深港合作空间。 　　关于前海对香港发展的重要意义，从2014年起担任深圳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的洪为民有着深刻认识。 　　“香港国安法让社会重回正轨，但我们的经济民生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包括社会公平、产业多元化、青年向上流动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更需要发展。”洪为民说，“通过前海平台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广阔腹地，香港企业能够以专业服务对接实体经济、发展创业创科，香港年轻人也能有更多的就业选择和发展空间。这对香港的未来非常重要。”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袁武也表示，“前海方案”能够为香港带来庞大发展新机遇，为港人港商在前海创业就业与发展提供更高效便利途径及支援，发挥香港在金融、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商会将积极协助会员企业及香港工商界，在深化开放合作的框架下进一步探索发展新空间。 　　打造深港“双引擎”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在毕马威中国工作的20多年中，香港资本市场发展主管合伙人李令德一半的时间都是在深圳度过。 　　谈起香港在发掘“前海方案”机遇和参与高质量建设大湾区的独特优势，她认为，香港应更加主动地对接方案，利用在现代服务业、金融、创新科技等方面的特长，发挥深港在大湾区的“双引擎”作用，共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实现互利共赢。 　　“毕马威中国非常看好新方案带来的机遇，我们相信能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专业服务。”李令德说。除了多年来一直设有的深圳办公室以外，今年3月16日，毕马威中国在深圳前海设立智能创新空间大湾区中心，服务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助力建设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心将引进各类高水平人才，预计三年内总人数将达到800人。 　　香港潮州商会永远名誉会长胡剑江也认为，新方案为深港合作再添动力。“扩容之后的前海将深圳发展成熟的优势产业如高科技区、港口、机场等都纳入范围之内，大幅强化前海合作区的基础，让香港金融、法律、保险等专业服务有广阔的发挥空间。”他说。 　　自成立起，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已经取得显著成果。截至2021年8月，区内累计注册港资企业1.15万家，注册资本1.28万亿元人民币。 　　展望香港发展前景，梁海明表示，通过优化深港合作、把握前海机遇，香港将能够更好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善用国家政策大势，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参与者”和国际循环的“促成者”，获得更为广阔的舞台，为本地经济带来源源不绝的动力，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大湾区就是我们的土壤” 　　前海机遇、大湾区机遇，更是香港青年的机遇。 　　“我希望香港青年能认识到，大湾区机遇对香港来说千载难逢。”洪为民感叹道，“无论是到深圳前海还是留在香港，年轻人都要放眼大湾区，不能眼光太狭隘地只看着香港的一亩三分地。我常常说，香港有种子没有土壤，那么今天整个大湾区就是我们的土壤。” 　　根据方案描绘的蓝图，香港同胞有望在前海享受到交通、通信、支付等领域与港澳标准全面衔接的便利。年轻人尤其能够获得更多实习就业、创新创业的平台和岗位，以及配套扶持资金和住房保障。 　　“正所谓‘苏州过后无艇搭’，年轻人更不要放过机遇，应走出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洪为民说。 　　李令德也指出，香港人一直以来有冒险、创新精神，应更大胆接受挑战，青年人应在大湾区大舞台奋斗打拼，为自己的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毕马威年度调查显示，70%的香港及内地受访者认为大湾区工作机会具有吸引力，其中较佳的事业和行业前景、交通便利和获得更广的工作视野成为香港受访者迁移至大湾区其他城市工作的三大主要原因。调查还指出，受访者预计2021年在大湾区创造最多就业机会的行业将为创新及科技、金融服务以及专业及咨询服务。 　　香港青年林国威在深圳创业已有约两年时间。得益于政策支持和丰富的客户资源，他担任总经理的唐尼尔森（深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在深圳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获得了很好的发展。 　　“过往已有不少港青到深圳发展，现在前海推出更多优惠政策，让更多港人港青关注前海，愿意到前海发展，更能发挥香港的固有优势。”他说，“前海方案”给予港青更好发挥的机会，让港青更有信心。 责编：海闻